(左起:赵可金、王俊峰、刘梦熊、杨子云)
主题:公共外交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政协委员谈公共外交
时间:2011年3月3日晚8点30-9点30
地点:腾讯网“2011两会嘉宾访谈间”
嘉宾:
刘梦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王俊峰:全国政协委员 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赵可金: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杨子云(腾讯新闻燕山大讲堂主持人)
精彩语录:
赵可金:公共外交由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开展的,针对另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的沟通、传播、交流的,以塑造这个国家的知名度、美誉度的活动,这是全球化时代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老百姓在对外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产生的新的现象。
刘梦熊:如果有官方在背后去支持的海外宣传,有些人总是带有一种成见,批评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反过来如果是中国的民众,比如说香港的同胞我到海外去跟外国的公众分享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往往是更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王俊峰:我今年的一个提案恰恰与公共外交有关,我提议在我们国家的驻外使领馆设立法律参赞,这个法律参赞除了跟驻在国的相关司法、立法部门进行交流,形成正常的对话、互动和法律方面的交流平台之外,还可以帮助本国的侨民:小到我们的旅游,大到商业贸易等方面的法律保护。
背景:近两年来,公共外交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今天(3月3日)下午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贾庆林主席所做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六次提及“公共外交”,“人民政协公共外交”成专有名词,贾庆林主席还极其罕见地提及一本刊物《公共外交季刊》,如何解读公共外交对中国的意义。腾讯网联合知名的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峰、以及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来到腾讯“2011两会访谈直播间”共论“公共外交”。以下为访谈实录:
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腾讯的网友晚上好!这里是2011“两会”腾讯新闻两会访谈直播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公共外交。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访谈嘉宾。今天演播室有三位嘉宾,其中两位来自刚刚结束的政协会议开幕式现场。靠近我右手的这位是刘梦熊委员,他的身份比较多,其中一个重要的身份是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的委员。第二位是王俊峰委员,他是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第三位是赵可金老师,他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察哈尔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欢迎三位。
公共外交定义虽然晚,其实由来已久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两年公共外交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在今天下午贾庆林主席的报告中,有六次提到了公共外交这个词,而且很罕见地提到了《公共外交季刊》这样一个杂志。据我所知这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杂志。这是由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察哈尔学会和我们一起合作了这次嘉宾访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问给赵老师的,我们一直在讲外交,有民间的外交和官方的外交,公共外交的说法是最近开始热门起来的,我想请赵老师对这个概念做一个介绍,就是说它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说是公共外交?
赵可金:公共外交这种现象很早,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只不过过去我们不这么认为、不这么叫,我们一般叫民间外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对日关系包括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公共外交这个词是上世纪1965年美国的学者古里恩(音)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除了政府部门之外老百姓包括非官方的,包括商业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包括基层的社区、普通的草根的每一个人认为,应当说在今天的时代对各个国家的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既然如此,那么锁定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来开展双边的交流,来达成促成双方的理解以影响另外一个国家的政策来谋取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是实现国家政策。总的来说,由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开展的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的沟通、传播、交流的活动,以塑造这个国家的知名度、美誉度的活动,这是全球化时代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老百姓在对外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产生的新的现象。
主持人:刘委员你对这个概念有没有补充的?
刘梦熊:我觉得作为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虽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才作为正式的定义提出来,但其实由来已久。我记得外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最初就是1936年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红军的战友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美国的记者斯诺,访谈以后,他回去写了一本《西行漫记》和《红星照耀中国》让外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里面的一些风貌。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中美建交以前,中美建交刚好40年前,这个建交就是从乒乓外交开始的,三届世界冠军庄则栋参加名古屋的世乒赛的时候跟美国的运动员有一个交流,让小球从地球的这边打到那边去,拉动了中美之间交往的大门。美国先是从民间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促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建交以前,我们先做了大量中日交流的民间企业领袖的工作,他访华推动了后来上台的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中日恢复了邦交。所以从中日、中美这个恢复建交的过程中,公共外交一直在做。我们是一直没有用这个概念,我们其实为了达成我们国家的目标和实现我们国家的利益,其实一直我们都有做民间以官促民,反过来对方的民间也促使我们的民间对我们的国家的政策有更全面的了解,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然后促进外国的政策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中国。尤其现在在中国威胁论,在某些外部反华势力的煽动下,让外国的民众更加正确地了解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所以这个公共外交显得是非常重要。
主持人:我想再问一下王委员,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公共外交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政协这两年来频繁提出这个议题。您今天刚刚从开幕式下来,我想请您谈谈您在会场听到贾主席报告时,对这个概念的一种感受。
王俊峰:谢谢,政协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方面的一个特殊的机构,它有非常多的特殊性。首先政协包括很多民主党派,也包括很多社会名流。就象贾主席讲的简单讲公共外交是让国际社会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那从公共外交本身从它的概念和定义来讲,刚才赵老师讲了,它是政府来推动的,但是它的对象呢,是各个国家的社会公众。刚才刘老师也讲了,这个公共外交它的另外一个特殊的意义就在于增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们国家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增强,参与国际交往的增多,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这几年有特殊的需求。我国的老百姓在过年的时候到各个国家差旅并进行学术方面的交往。这方面实际上都是我国形象的展示。它是由政府推动的,但是公共外交的特征是有参与的广泛性、社会组织、社会精英都有这样的意义。全国政协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桥梁作用,有发挥作用的很多的空间。
政协为什么特别推动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的目标是国家(民)利益最大化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一般理解外交是外交官的事,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复杂的、是立体的,需要有更多的因素参与进来。那么全国政协就很自然地要承担起桥梁的作用。这就牵扯到公共外交的目标,公共外交要达成什么目标,请问赵老师您是怎么理解、怎么看的?
赵可金:一般来讲从国际上来看,无论大国和小国都要从事公共外交。只不过是各有区别而已。根据学者的研究,大国的公共外交主要是要确立国家形象的品牌,塑造这个国家在这个国际上的地位,特别是它的国家形象,刚才王老师谈的软实力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或者是09年胡锦涛主席有一个基本的概括,就是要增强政治上的吸引力、经济上的竞争力,形象上的亲和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这个概括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公共外交的定义。大国的实力比较大,小国对它有一些担忧。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中国周边的小国家,中国的未来走向怎么样需要了解和把握,因为对他们很重要。在此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要积极地去塑造一个品牌。使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未来的行为有一种可预期性,这样它无论是经商还是生活就能够有稳定的心理。那么小的国家一般来讲要增强吸引力,象新加坡和文莱,这样小国不被人家关注但他们也希望让世界知道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一个国家公共外交的目标是根据它不同的国情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的,大国有大国的目标,小国有小国的目标,我们国家胡锦涛主席谈到的四个利于,应当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设定。
主持人:我参加过两次气候谈判的大会,我有一个感觉,中国所处的国际位置是有一点微妙的:比如说它的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它的人均排名又在一百名开外。当你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很显然就会挑战现在的世界秩序,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瞩目。刘委员您是在香港,我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我们外交策略,比如说我们前不久的国家形象片,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观感?
刘梦熊:我觉得我们国家精心制作了显示中国软实力的一些对外宣传片在美国时代广场里播出来。这些都有助于让外国的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我觉得往往这些记者有一些官方的背景,由于长期在海外对中国的宣传有一些偏见,所以,如果有官方在背后支持的海外宣传,有些人总是带有一种成见,批评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反过来如果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比如说香港的同胞我到海外去跟外国的公众分享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往往是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公众外交的过程中,其实是我们面对的对象是外国的公众。但他们跟我们产生了互动,变成了民间对民间,民间就促进政府对我们的政府,这样我们的关系就能够按照和平共处的原则互通有无取得双赢的局面。我觉得公共外交在当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走出去的过程中显得是更为重要的。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现在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要不然就要我们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希望我们“英雄救美”,“美欧”的“美”。这时候我们希望公众对我们有更客观的了解。我们现在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我们实际并不能以此来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有些人让我们负责任,担起我们不该负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是老二嘛,但我们一算平均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100之后,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通过我们民间人士对对方的民间公众来讲去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负责任的中国是很好的。
刘梦熊委员
公共外交基于经济开放和社会开放
主持人:我想,我们为什么有条件进行民间外交,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这个起点在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了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才有了全民外交和普通民众外交的可能。我想请问王委员,因为您同时是中华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在您的职业经历中,有哪些您自己充当外交大使的故事?另外,这次两会,您是否带了相关提案?
王俊峰:刚才刘委员讲的很精彩。公共外交既然叫公共外交,实际上一个国家政府所有都展现在国际公众面前。一个公共外交的基础是国家的进步。今年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做的大广告,就是国家推动的非常典型的公共外交。还有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地开的孔子学院,实际上都是向世界宣传中国的进步、文明和我们真实的情况。作为法律人,我是做律师的。中国律师的成长进步在过去的30年也是国际瞩目。那律师行业、法律服务行业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几年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很有意思的是,我今年提的一个提案之一恰恰是跟公共外交有关的。我建议在我们国家的驻外使领馆设立法律参赞。这个是有感于我看到很多其他国家的大使馆都有法律参赞。这个法律参赞除了跟驻在国的相关司法立法部门进行交流,形成正常的对话、互动和法律方面的交流平台之外,他还可以对驻在国的法律有充分的了解,然后帮助本国的侨民,以及侨民在当地所有的活动甚至小到我们的旅游,一些贸易等等等等方面进行法律保护。还有法律参赞可以向国际上宣传我们国家法制发展的状况。它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国家我调查了一下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参赞的。我觉得当今社会法治是社会存在的高级形态,而且法治已经是所有的国家参与国际交流实现国际合作甚至一个国家的在国际上政治地位、军事安全各个方面很重要的基础。法律语言是国际上最广泛的语言。我国过去30年的法制进步应该让全世界都了解和知道,能够有更多的认同和理解,这对我国的发展和崛起都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意义。
主持人:我认为您这个提议非常有价值,插播一个问题,我知道美国律师协会在中国设有办公室,请问中国律师协会在其他国家设有驻外办事机构没?
王俊峰: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但我们几乎在所有的法律以及律师相关的国际组织当中都积极地参与而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每年全国律师协会都组织到不同的国家进行一些法律行业的交流。在这方面很多网友可能了解得少,但实际上我们随着国家的法治进步,中国律师行业作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在国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也间接地为我们国家的公共外交包括我们国家形象做了很多贡献。
主持人:我知道赵老师您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同时又是察哈尔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尤其察哈尔学会还做了一本公共外交季刊。你们现在探讨的公共外交肩负的责任是什么?我看到你们觉得公共外交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参与的外交。在这样的概念下它的经费来源如何解决?
赵可金:首先诚如刚才两位委员所提到的,公共外交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定要把自己推到人家门口上,跟人家讲我是谁。因为它所致力的目标是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软实力要使这个国家成为其他告诉的榜样。既然是榜样首先要清楚自己一定要好。这个软实力的散发过程是由内向过的过程。你自身有一定的问题,你想通过宣传的方式或者是到世界各地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你可能会适得其反。它使得我们广大的老百姓都知道,要做公共外交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公共外交是要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这样每一个国家在法律、在财经在其他的社会领域当每一个领域都做得很好,其他的国家认识你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印象。我们的杂志的目的首先是启蒙,首先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过去我们不怎么出国,现在我们一年出好几次国。飞到世界各地的飞机上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做什么,我们所做的行为不仅仅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国。如果说你随地吐痰或者是在飞机的头等舱大声讲话伤害到其他的人,那伤害的国家的形象。这样的教训我们前面已经看的很多了。所以我们的杂志首先的定位是提供一个思想交流和民众启蒙的一个平台。那么尽可能地把关心这个,对一些公共外交的事件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像两位委员这样的体会让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如何做公共外交,怎么花这个钱,各个国家是没有定论的,公共外交靠公共。单靠政府是没有太大的价值。只要有政府的背景,老百姓总是感觉你在做对外宣传。如果是普通老百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民间基金会,或者是商业团体,他们主动地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做起来那这个影响要比政府单纯地投几个亿要有利得多。可能我听人在会上讲,有一个实话实说代表团,组织最普通的农民到美国国会跟议员对话,对话的结果非常好。有一个议员问中国的老百姓,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我们的老百姓回答是语言不同。这样的谢楠:让美国的政治家觉得中国的农民很朴实、很纯朴,不像媒体上宣传的那样。老百姓、农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可以自己表达。凡是公共外交做得好的,基本上都是要让民众、让老百姓去做主力,只有把民众组织起来,那么这个国家的公共外交才有战斗力。
主持人:非常感谢。赵老师讲的公共外交的前提就是先要修好内功。刘委员您是在香港,我们一个国家要修好内功,有些事情是要优先排序解决的,现在中国有一些焦点难题,比如说劳工关系紧张,还有环境的污染,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
刘梦熊:我觉得不应把公共外交看成是功利主义所谓的政治化妆。我们国家的形象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让人家去得出结论的呢?归根到底,一个实际的行动超过一打纲领。某些国家对我们国家怀有偏见,往往对人权发生攻击。最近利比亚发生动乱,我们中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海陆空大救援,把3万多的公民救出来,每天开15次的航班、有邮轮过去,还有在亚丁湾里面的徐州号也跑到地中海护航等等。这些举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将近3.2万的中国公民撤回来。所以这种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中国政府的举动震撼了全世界,甚至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也感觉到黯淡无光,觉得中国太漂亮了,中国自己不称霸,但这样的举动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改善国际形象是得了不少分。这就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国家的举措,真正能够让人家改观了。另外一个公共外交里面有一个补充,赵老师刚才提到了公共外交的时候很强调把外交的公众作为一个对象。但其实反过来我觉得我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去做人家政府领导人的工作,其实也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比如说我在一年多以前,我以香港民间人士的身份,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当然他们视我为国会议员,我去加纳见到了他们的总统。我跟总统说,加纳一贯跟中国是非常友好的,你们1957年独立以前叫黄金海岸,你们的开国总统当时跟几内亚的总统都是民族解放的旗手。当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亚非拉的时候,访问了你们。他们都很惊讶我知道这些。一直谈下来结果距离拉近了。后来他就下令这个国家石油公司做一个特别的安排。我后来再回过头过了两个月把中海油四个专家干部带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让国家石油公司不收中海油一分钱,让他们看所有的石油资料档案和区块,让他们去挑选,一分钱资料费都不用。这种举措连中海油都觉得是前所未有的待遇。这是我们做公共外交做在前,他觉得我们是抱着互利双赢这样的出发点来帮他开发石油,能够带动他加强经济的发展。当时我讲,加纳的资源,中国是世界工厂的大买家,加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平台可以构成黄金三角取得三赢。他们的总统很认同这个理念,不久中海油和加纳的国家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投资了50亿美元做这个项目。很多时候如果公共外交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去做工作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为追求我们的和平崛起,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的。
王俊峰委员
2010年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进展
主持人:我想三位把“国家利益”这个词改成“国民利益”要更好一些。刚才刘委员讲到,一个实际的行动超过一打纲领,利比亚撤侨的确是件很为中国形象加分的事。但同时也讲到了公共外交也不仅仅是对外国民众也要对国内的民众。我想问王委员,过去我们在做对内和对外的公共外交的时候有哪些亮点?刚才讲的最大的亮点是利比亚撤侨。您眼中还有哪些好的和不足?
王俊峰:公共外交无处不在。刚才刘委员和赵老师讲到了,我们在像国际公众推介我们的国家形象,做公共外交的时候实际上国际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贾庆林主席说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我们文明进步的方面。中国有一句古话却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的崛起、国际都瞩目我们,很多政府和国际社会出于很多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中国威胁论、有妖魔化我们的情况。很多国外的老百姓不知道真正的中国。像最近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利比亚海陆空我们国家关注每一个国民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像新西兰大地震我国派救援队,还有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全国动员起来,那种震撼人心的国家的凝聚力在国际社会实际上都是公共外交的宣誓,告诉你中国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社会。实际上我们2010年我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包括青海玉树地震。同时比如说08年的奥运会还有2010年的世博会,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实际上不是刻意的在宣誓我们真实的中国的同时,是一个亮点。还有就是公共外交不是设计的,不是靠你打扮起来的,它要靠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刚才我已经讲到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强调公共外交,是我们国家在国力增强的时候,在崛起的时候我们要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需要国际社会首先要理解我们,接受我们,我们才可以在国际社会有舞台,有空间,才可以发挥我们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人从来是好面子,中国人从来是礼仪之邦。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心,民族感实际上都是一种向国际社会宣誓我们中华民族软实力的方面。但我们确确实实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以往在公共外交方面不是特别注意的方面。那么今年我们全国政协出了公共外交期刊。现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包括整个老百姓都刻意地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觉得我们很多很朴实的企业家出国,刚开始有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更多的国民长志气,小到给小费,出门在外我就要表现,各个方面点点滴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国家。很多做企业的、海外留学的,辛苦的付出往往就是为了让国际社会认知一个中国人。我们做律师也都是这样的。我们非常地欣慰在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作为中国公民相信我们国家在民族崛起的过程中,一定在国际上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公民会为维护国家的国家形象尽一份力。
主持人:同样的问题我也要问赵老师,一个国家要进行公共外交输出国家形象,归根到底是你对自己本国公民的态度如何。利比亚撤侨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赵老师在您看来过去的一年中,或者是更长时间我们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的亮点,又有哪些做得不太好的,你希望怎么改进?
赵可金:我觉得谈到现在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外交是一个国家行为。尽管老百姓可以配合,可以主动地配合,但是老百姓的行为比如说到国外留学或者是见国家领导人,如果没有代表着国家,没有主动地去执行国家的政策或者是国家对一定时期之内他在国际上的定位,没有主动有这种意识的指导行为,我们都不算是外交行为。因为尽管我们说一个人他可以代表国家,但是他代表的国家和他国家本身的属性和定位是不是相同呢?有的时候未必见得。比如说一个社会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他在海外的活动是不是公共外交呢?不是,因为他背离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这种情况就不能算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也是外交,他也要代表国家的行为。这是一点。从这点来讲,我们对老百姓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不能埋怨老百姓,只能埋怨国家没有做好,就是说国家在公共外交还很不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2010年中国的公共外交有一个三个大的进展,第一个进展体现在展会外交上,从奥运会到世博会一直到广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现象,中国完全有能力承办世界的大型赛事。几乎所有的大型赛事中国都有能力办,与国外的各方面人士进行交流,包括对中国不友好的人进行交流,我们已经有了非常自信的心态。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直应付不过来。
主持人:但前不久的新闻,中国政府表示以后要尽量少办这种展会?
赵可金:那是一种看法。我想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上升,中国肯定会办各种各样的盛会,只不过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组织、不再完全靠政府去办了。这是进一步考验中国的国家能力。第二,中国在处理公共危机方面,比如说青海玉树地震,抗旱还有利比亚撤侨的事情。我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对能够预测和难以预测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经验。我们也不再像过去遇到问题想把它遮遮掩掩,不向媒体透露,我们是马上向媒体透露,而且马上作出决策,而且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必须科学的决策机制。我知道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有一个危机管理中心,每一个危机出来可以列出几道方案里。我们国家在危机公共外交方面已经有了大的进展。第三个大的亮点我觉得是我国的领导人,从胡锦涛主席到温家宝总理到贾庆林主席,我们的中央领导公共外交的意识比以前应当说大大地推进了。在每一次出访前主动接受媒体的采访主动在外国的媒体上撰写文章跟普通的老百姓交流。在2010年的领导人高层出访中都安排了至少一半的公共外交。这和以前相比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这些部委也建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比如说各个省、各个政府部门都有新闻发言人,外交部有部级联系机制,有公共外交的咨询委员会,体制机制都在步入正规,有了这样的发展,2010年应该为今后5到10年中国公共外交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遵循普世价值观的民间智库减少了文明的冲突
主持人:您讲得非常详细,我们知道政协外事委员会在推公共外交,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的研究机构能做什么?我想先听听刘委员的看法。
刘梦熊:其实政府有看问题的角度。但我们考虑到对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认识,我们当然要考虑到外国的公众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另外来讲,就是说外国公众的看法很多时候是跟我们本国人民一种感受、一种观感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讲,民间智库要把本质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来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远及近这样的过滤,把真正体现我们时代精神、体现我们改革开放大局,体现我们人民诉求的做一个整理。比如说,我前阵子在香港也是百家战略智库的主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跟普世价值最为接近的一个治国理念。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那就是说涵盖了市场经济,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然也是包括了自由、民主、平等、法制这些理念。然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就涵盖了人权,所以就这些方面来讲,最重要在中国已经加入WTO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十年前我们加入世贸以来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总量也好、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好,我们的财富效应也好好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这就是说我们按照国际规则衡量要求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进步。这个关键在于价值观。所以说民间智库去发掘这样的看法和理念。当外部世界觉得我们在普世价值观里头,减少了文明的冲突,我们只不过是要防止外部世界某些不怀好意的实力把普世价值作为打压我们的武器,但不能由此说否定了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所以我觉得民间智库在公共外交里面要把握根本在于价值观。如果我们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跟人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原来我们是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跟人家是格格不入的,大家马上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跟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对我国的形象也不利。
主持人:王委员您是法律人,刚才讲到了民间智库对外交的促进,请问您对成立民间智库的法律环境有没有一些观察?您对察哈尔学会在推进公共外交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期待。
王俊峰: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在各个方面取得的进步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近来,从中央国家领导人到企业、到民间谈的很多是关于社会建设这样一个话题。最近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活跃,长期以来社会组织从数量到它的发展和影响力,中国跟国际上比是有差距的,但近年来从国家到社会关注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地突出。所以民间智库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他在推动或者是反应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进步方面作用都非常地突出。刚才讲了从学术的概念来讲,公共外交是由政府来主导的。但政府主导的它的客体是我们国家真实的状况,它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社会组织包括整个社会包括民间人士,实际上都是一个真实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特别希望看到中国的社会组织包括一些民间智库能在参与或者是反映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问赵老师,刚才讲到的研究外交的民间智库,现在有一个察哈尔学会,办了一份《公共外交》季刊。请问中国目前还有其他类似于察哈尔这样的公共外交的民间智库吗?
赵可金:应该是很多,只不过没有像察哈尔学会这么集中从理论上、战略上、政策上、策略上对公共外交系统地投入这么大的热情。有的智库是捎带着关注这个问题。其实从根本上来讲,一个国家的崛起是思想上的崛起。如果这个国家的思想上没有崛起,其他的物质上的崛起、经济上的崛起只能是暴发户,因为我们的网民比较熟悉就是钱多人少。我们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思想。而要改变我们现在是经济上发展,然后文化上、思想上还相对比较的薄弱的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要让我们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建立自己独立的智库。那么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那这个研究的过程也是能够让自己认清楚事情本相的过程,不至于西方的媒体外国的媒体怎么说我们就相信了,或者说我们对某些问题有怀疑也没有答案就这么以讹传讹,有了民间智库的形式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误解或者是曲解。察哈尔学会从2009年成立,它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公共外交。当然这个智库的理想很大,是要想成为中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要为我们国家的关系包括大战略的设定提供自己的意见。但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公共外交,这一块也是我们国家过去比较薄弱还很陌生的领域。通过去年一年来的努力,应当说在公共外交方面包括办的期刊,包括我们还搞了一个察哈尔快讯,还搞了一个公共外交的教材是全世界的第一本。以前我们看教材都是看西方的,以后大家看公共外交的教材要看中国的,我们搞了一个西方的经典的关于公共外交的材料,也会把中国学会的优秀的观点和著作介绍到世界上去,以此来提升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思想家或者中国整个社会对公共外交思想的贡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想这也是这个学会要成为世界一流智库的很重要的一步。我想有了类似于察哈尔学会的民间质库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思想的崛起是指日可待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们设定了令人期待的目标。结尾时,我想说一下我的两个期待:第一,我偶尔看美国的一本杂志《外交事务》,他们研讨和关注的是全球事务,你们这个外交季刊我看了五期,都局限在国内的问题上,希望以后有更宽阔的视野;第二,我期待中国出现更多的像察哈尔学会一样的民间智库,有更多的力量可以投入这种研究,提供更多的思想,也就是呼唤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谢谢两位委员、谢谢赵老师,谢谢各位网友!
刘梦熊:谢谢各位网友!
王俊峰:谢谢大家!
赵可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