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纸币自出现以来，就伴随着作伪问题。宋初四川交子在私人发行时，伪造现象即已存在，史称“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以后随着交子官方发行，作伪并不因政府介入而停止，反而日渐严重。仁宗庆历年间，交子的伪造使政府“以伪造犯法者多，欲废不用”。南宋初期，仍然是“诈伪多有，狱讼益繁”。南宋东南会子的伪造问题，尤以孝宗、宁宗、理宗三朝为最严重。

　　据史料所载，当时纸币作伪的手段主要有三种，这就是“伪造新会、揩改旧会、盗卖会底”。所谓“伪造新会”，大致就是作伪者按会子的版式重新描摹雕刻印刷，然后把伪造的会子投入使用。“揩改旧会”可能是将旧币涂改界数或面额，而再投入流通的作伪方法。“盗卖会底”则是印刷纸币的官吏利用职权，将会底(尚未加盖官印正式发行的会子)卖给他人，买得会底者自行雕刻官印加盖其上，然后投入流通。

　　提高纸币质量，加大伪造困难。宋廷针对当时纸币作伪比较严重的局面，主要从防范与严惩两方面入手进行治理，其具体措施有以下3点。

　　提高纸币的质量，使作伪者难以仿造并加大作伪的成本。《宋史》卷181《食货下三》载，宋理宗时期，纸币作伪猖獗，伪币大量出现。淳祐三年(1243年)，一位臣僚对纸币防伪提出了比较重要的4点思想。第一，防伪的上策是提高纸币质量，下策是制定法律严禁作伪。第二，人们作伪的动机主要是利益驱动，一边是获利5倍的诱惑，一边是被官府捕获惩罚的几率很低，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敢于铤而走险。第三，伪币增多的一个主要条件是纸币质量下降，作伪者易于伪造。第四，提高纸币的质量主要应从纸料、雕刻、印刷等诸方面加以改进，使作伪者难以伪造。而且纸币质量提高，使民间作伪成本太高，无利可图，就会停止伪造。

　　综观史籍，这些思路几乎是提高纸币质量防伪经验的一个总结。如在纸料方面，南宋绍兴年间，“当时(东南)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徽州、池州、成都、临安都是当时质量上乘纸的产地，可见当时朝廷重视印制纸币中纸料的选用。又如在纸币的雕版方面，四川交子发行之初，就有了技术上防伪的措施：“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今天看来，这虽然很粗糙简单，但就当时的印刷技术而言，还是能起一定防伪作用的。后来，随着雕版技术的进步，纸币防伪技术大大提高。据元代费著《楮币谱》记载，宋徽宗时的钱引每引用印6颗，分3种颜色。整个钱引的顺序是：最上面写届分，接着依顺序是年号、贴头、敕字花纹印、青面花纹印、红团故事印、年限花纹印、背印(分1贯和500文)，最后书写额数。可想而知，这么精美复杂的雕版以及套色印刷技术，民间一般要仿制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加强纸币制造发行过程的管理。熙宁元年(1068年)，监官戴蒙“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其目的是通过设立专门负责币纸生产的部门，将币纸经营权统一收归官营，以杜绝民间伪造纸币的币料来源。崇宁三年(1104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时规定：“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更明确地以法律条文禁止民间私造币纸。总之，通过币纸官营、禁民私造，是切断原料来源来防范伪造纸币的有力措施。

　　宋代交子务设立之初，仅设主管监官1人，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这里显然是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运用管理中不相容职务的原则，通过分设纸币制印官员和币纸制造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监督，以避免一人兼管而很可能导致作伪的弊端。

　　宋代纸币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界发行。当旧币发行流通期限满后，必须兑换新币，这时官吏必须严格鉴别旧币的真伪。南宋规定：当会子换界时，要设内外两场官吏鉴定。纸币分界发行是防范作伪的一个重要管理环节，并能限制纸币的发行量。如南宋袁甫所谈纸币发行“四戒”中有“两戒”与分界有关。他认为：纸币发行“一曰戒新旧三界并用”“四曰戒新会不立界限”。

　　严惩造伪者，奖赏陈告者。宋仁宗时期，知益州薛田、转运使张若谷上奏欲官办四川交子时，就定下针对伪造的奖惩条文：“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神宗熙宁初年规定，伪造交子的处罚等同于伪写官文书印者，处以流放2000里的惩罚。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扩大对涉及伪造纸币行为处罚的范围，除伪造者本人外，知情不报者、转用伪币者等均得受罚。到南宋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例，支赐陈告人的奖赏也增加了。

　　宋廷为使严禁伪造纸币之令家喻户晓，还将禁伪赏罚文字刊印于纸币票面。如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发行的小钞票面上有“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等文字。至于南宋会子，其票面样式，上半部分不但印有会子名称及面额，更以56字详示禁伪赏罚敕文：“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各目者听。”

　　从宋代历朝对纸币作伪者及其相关人的处理上看：一方面，其处罚逐步由轻变重，惩治的范围也逐渐变宽。另一方面，对于陈告者的奖赏由少至多，从500贯提高至1000贯。统治者立法思想是通过严惩重赏，一方面威慑作伪者，加大其犯罪成本，使其不敢以身试法；另一方面加大对知情者、负有督察责任官员等的赏罚力度，提高纸币作伪案的发现概率。提高纸币作伪的发现概率，比加大对纸币作伪的打击力度，对作伪者更具威慑力。还有宋代将禁伪赏罚文字刊于纸币票面，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法活动，并对妄图作伪者时时敲起警钟。

　　宋代有关严禁纸币作伪的立法比较严密，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难免存在着偏差。“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但“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更有甚者，吏治腐败也影响了对纸币作伪的执法。伪造会子“一有败露，纳贿求免”“法当重戮，仅从末减。似此姑息，何以戢奸？”正由于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致使“伪造(会子)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会子)行用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