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外交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新时代的中国公共外交面临新的使命和任务。察哈尔学会和《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改革开放与公共外交研讨会”。本文整理了与会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钟新：首先，改革开放对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外交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出国访问、旅游。而改革开放以后，普通民众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外交部和世界各国谈免签政策，中国人去很多国家落地签或者免签，我们出国越来越方便。在教育界，有一些高校评副教授就要出国研修一年以上，而高校老师和学生出国机会非常多。以前有出国机会大家抢着去，现在是赶着出去， 还有基金委为各类研修提供了支持，让中国人成批地出国。

　　其次，公共外交服务改革开放，创造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无论哪个年代，公共外交的总体目标都是管理国际舆论环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飞速发展，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很难想象的，尽管存在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因素，但总体是很好的。但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也是空前的，传统强国担心中国威胁自己的国际地位，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的资源被中国拿走，担心自己的环境被中国破坏，崛起的中国带给世界的不确定感是存在的。因此公共外交对进入新时代对将强未强的中国很重要，对期待和中国共同发展的国家，担心中国发展威胁自己的国家同样重要。

　　陈雪飞：改革开放给公共外交的公私合作模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智库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公私合作的新探索。传统的公共外交强调政府的角色，新公共外交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凸起， 多元主体都在做公共外交，它本身也是跟世界格局相契合的，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刺激了国际行为体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新世纪以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替代本国政府走向前台。西方有非常系统的理论梳理，有些学者把它叫做“公共外交的私人化”，所谓私人化，就是私人行为体越来越多地践行政府的职能。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又有学者认为应该跨界合作，即公私合作，指的是政府机构和私人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为了达成具体的目标而进行协调，共同参与的一种形式。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外事会议上，习主席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外工作的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习主席的讲话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外交提供了指导原则。

　　公共外交的主要成就

　　赵可金：中国公共外交的总体形势是“一个中心、两轮驱动、多管齐下”。“一个中心”是指以党中央为中心；“两轮驱动”的一轮是指政府各个部门，如外交部、中联部、文化部、教育部、侨办等，另一轮是民间组织，如察哈尔学会。一个中心、两轮驱动、多管齐下，这样的格局在国际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

　　我们的公共外交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关注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在东南亚，学习中文蔚然成风，欧洲、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到中国来留学，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国际同行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所做的工作很突出、醒目并且使人印象深刻。而且中国公共外交的各个部门非常踊跃，领导人每到一个国家就写一篇文章，大使的动作明显比以往更加积极。

　　中联部的“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公共外交上很活跃。中联部还通过积极传播领导人的漫画和卡通形象，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除了中联部之外，中组部也很活跃。他们请各国的大使或外交官到中组部及其所属机构交流、研修、培训。文化部在文化领域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指导地方文化走出国门，让海外民众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赵新利：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受到重视，公共外交相关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机构、咨询机构不断涌现，公共外交相关的协会、组织纷纷成立。这些公共外交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2009年以来，已经先后成立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中心近20家，包括察哈尔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

　　近年来，各类公共外交相关协会等机构纷纷成立，为公共外交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012年12月31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当选会长。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之前，就有天津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等地方性公共外交组织成立。至今，全国已有上海、广东、天津、扬州、杭州、西宁、南京等20多个地方公共外交（人民外交、城市外交）协会。

　　面临的主要问题

　　赵可金：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不少，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我认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平衡。首先是“听”和“说”的不平衡。中国的公共外交讲了很多，做得则显得不够。中国致力于向世界表达自己，其实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很高。虽然并不是所有人对中国都非常了解，但是想了解中国的对中国都相当了解，所以我们既要讲故事也要听故事，这两个平衡起来才能和别人更好地对话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是“内”与“外”的不平衡。我们对外做的少，对内做的多，简单来说就是让公共外交“内交化”。公共外交首先是和外国人进行对话。在中国，一些公共外交活动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话，这种活动的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对外开放就应该去和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有偏见的外国人进行沟通， 而不是局限于国内。

　　最后是“集”与“分”的不平衡。如在南韩、钓鱼岛、中美贸易争端这种重大问题中，没有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反而自乱阵脚，非但没有起到助力外交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的团结性和一致性。

　　周庆安：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公共外交工作面临一些很重要的冲突。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体系变革之后，我们所常说的一体化、全球化和国家利益至上之间的冲突， 讲一体化、全球化公共外交的故事比较容易，讲国家利益至上、核心利益的公共外交故事比较困难。

　　第二个冲突，就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权力主体——国家和新兴的权力主体——个人之间的冲突。国家故事常常讲得很好，却会被个人故事所颠覆，而个人的故事有时候并不能代表国家的故事，二者之间往往会发生一些冲突。第三个冲突，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世界传统秩序之间的冲突。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和参与者，我们不做世界秩序的颠覆者。但是在大家视你为强大竞争者的时候，怎么在竞争体系中去开展公共外交就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第四个冲突，是中国人对国家实力的认识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冲突。在一次中非媒体交流的高峰论坛上，我们颁发了第二届中国媒体非洲报导奖，在会上，很多非洲嘉宾都提到了《战狼》和《红海行动》。这些电影在国内引发了大家的自豪感，和我们世界体系中的观感存在很大的落差。当今，每个人的声音都是无国界的，内宣和外宣也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一个相互触动、密切联系的体系，所以要注意内宣和外宣时的话语设置。

　　建议与对策

　　吕凤鼎：现在公共外交组织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我们要有新的担当。但是如何做确实是一个大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各公共外交组织和公共外交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下面这几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现在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习主席近年来涉及外交和对外交流的重要讲话。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认清形势，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有任务、有责任才有担当。第二点，我们要积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在现有的基础上做更好的安排，这样才能在新形势下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实际上，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因为回头来看，总是有很多事情在当时做得不够好。比如，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有时候规模比较庞大，但是实际的效果却很有限。当然，效果有限也并不能排除有公共外交的能力问题和协调问题。第三点，中国公共外交的相关单位要加强统筹，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各地的公共外交协会要加强对公共外交的统筹、指导、管理，理顺和健全公共外交组织的构架，强化调研能力，加强协调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共外交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第四点，不断提高各级公共外交人员的专业素质。要不断地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公共外交人员的素质，适应新的形势，做好新形势下的工作。第五点，增强交朋友的能力。我认为，公共外交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配合外交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创造优良、稳定、安全、有利的环境，而公共外交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就要使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易于理解和沟通、有技巧的方式向其他人介绍中国的情况、介绍中国的观点，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支持中国。但是，话又说回来，很多人觉得你讲得好，但不一定支持，国际上经常会出现虽然你说得很好，我依然我行我素的情况。但是，在国际上，如果我们跟他交了朋友，有时候也会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赵可金：如何使我国的公共外交能够走出国门，影响国际舆论？首先，要重视公共外交的价值观。公共外交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工作，有价值观才能争取人心，没有价值观的对话讲得越多负面效果越大。我们外交当中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央领导有一些论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我认为公共外交的价值观就是要坚持全球共同价值观，这个观点习主席在联合国也提到过。其次，要大力加强公共外交的规范建设。有一段时间无人不谈公共外交，但是，人人都谈了，公共外交就有问题了。所以公共外交到底有哪些门槛、哪些规则？传统外交我们有《维也纳外交关系法》，但我们不能总是用维也纳公约来指导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应该有新的规范、新的沟通模式。第三，要重视多边公共外交。多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舞台，在多边舞台上政府不能形单影只，必须要有一个立体的安排。最后，要加强公共外交的能力建设。要重视“理念先进，能力不够”的问题。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包括要有一批专业化的外交官来从事公共外交，要有一批专业化的民间人士来从事民间外交，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翼齐飞，尤其要加强民间外交。能力建设要体现有人、有钱、有制度、有学科、有专业、有培训，这些要素缺一不可。

　　周鑫宇：习近平主席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的能力建设。我认为，个人层面的公共外交能力，是指个人有效从事公共外交活动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世界观，从事公共外交的个人需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对国际关系和跨文化沟通的进步前景抱有基本乐观的看法。第二，语言与话语能力，既包括使用外语工具进行交流的能力，也包括沟通、说服和共情的能力。第三，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敏感地觉察和理解不同文化的区别，掌握国际交往礼仪和文化表达形式，处理好文化冲突，实现文化交融互鉴。

　　机构层面的公共外交能力，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智库、高校等具有专门功能和实践领域的机构有效参与公共外交活动所需要具备的整体能力。

　　在机构层面，首先是专业贡献能力。能够贡献、启发、有利于相关的国际事业，从而得到外国同行乃至政府、舆论的关注认可。其次，国际发展能力。机构在别的国家开展业务的能力，发起或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能力， 参与多边、双边外交活动的能力。第三，国际传播能力。能够高效和深入地开展国际交流，能够将本机构的工作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合作成果等传播出去。

　　在国家层面，首先是外交政策协调能力。好的外交政策是好的公共外交的基础。不协调或者鲁莽的外交政策会对冲掉公共外交的效果。其次，持续发展能力。一个国家呈现出持续发展和国力上升的态势，构成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第三，文化吸引能力，可以给公共外交活动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切入口，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实力的配合下，产生更好的公共外交效果。

　　吕凤鼎：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主任。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钟新：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陈雪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新利：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