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阿根廷时的“国礼”礼单中，有一套DVD光盘，其中包含《北京青年》、《老有所依》、《失恋33天》等反映当代中国题材、反映当下中国年轻人生活面貌的作品。流行影视剧以“国礼”规格出现在外交场合，为以往的熊猫、瓷器、茶叶等“国礼老三样”增添了新的元素。这样的变化反映出中国文化外交怎样的新特点、新趋势？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外交学、传播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文化与外交相得益彰
　　
　　“过去，文化是手段；现在，文化是目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说，将流行影视剧加入“国礼”礼单中，既反映了中国文化外交方针从“文化为媒”、“文化为外交服务”到“文化为主体”的变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赵可金说，过去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文化先行”，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将围棋、篮球、乒乓球等作为外交内容或手段，以文化为媒，连接外交关系，拉近国家间距离。近些年，中国同世界各国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仅政治方面联系密切，经济方面也有大量企业走出国门。中国逐渐从“依靠文化办外交”，转变为“办好外交为文化”，提升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文化外交不再仅仅承担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作用，而是更加强调向世界展示一个多彩、文明、可亲的中国形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认为，以往文化外交中使用的“文化原材料”，多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其内涵在于传递中国的价值观念。当代流行文化元素的加入，并不能改变文化外交的内涵，却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外交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赵可金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将音乐、雕塑、舞蹈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作为外交内容，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这种新形式的文化外交，可以‘以文建信’，即以文化交流构建国家间信任。”
　　
　　“文化外交的核心内涵，始终是让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美起来’。”张清敏认为，这不仅要依靠丰富的传统资源，还需要与时俱进的新文化。“中国影视、艺术的发展，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这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走出去的真正潜力所在。而‘国礼’中加入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增加了流行文化的元素，反映着未来中国文化外交发展方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趋势。”
　　
　　重在促进双向沟通
　　
　　近年来，无论是《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引发上亿人次观看，还是孔子学院的设置与世界各地“汉语热”的交相辉映，都反映出中国文化外交的新形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外交的具体实践方式，也会时而传来一些不理解、甚至负面的声音。赵可金认为，这并非文化外交的思路本身有问题，而是实践方式需要调整。“文化外交不是单方面的宣传、推动，而是双向的沟通，我们要在方式上注意改进。”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李智认为，从学科专业角度看，对“文化外交”概念的界定，更多地是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内进行，突出关涉国际权力关系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除此之外，文化外交同时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飞表示，文化外交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狭义的文化外交特指政府主导的，通过文化手段所进行的，影响目标国国民，进而影响舆论和决策的外交活动，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广义的文化外交，则是一种同时包含人际、组织、国家、地区多个层面的立体、全方位、24小时外交，等同于跨文化传播。
　　
　　对此，李智认为，研究文化外交，也可以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其跨国文化交流的过程及策略。“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等角度，去观察以外交为目的的文化外交行为时会发现，其传统方式方法受到质疑时，传播学的应对方法会起到积极的矫正作用。”
　　
　　“文化外交是国家行为，是要传递国家符号、国家信息；文化贸易是商业行为，以利润为目的；文化交流是社会行为，游客往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上升到外交层面。”赵可金举例说，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企业在国际上的商业演出反响良好，中国的影视剧在韩国、泰国等国也很流行，“民间的文化贸易、文化交流，对单一的文化外交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好东西与朋友分享
　　
　　李智认为，随着人类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和外交活动中文化内涵的增多，到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运作方式从威逼、利诱型的硬权力，转向吸引、劝服型的软权力。“在权力方式转换的背景下，文化外交作为国际间符号竞争和信息博弈的实践载体，成为继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之后的第三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柔性作用。”
　　
　　姜飞在研究中发现，从二战刚刚结束后开始，到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奠基之作的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出版，这10余年间，美国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国际传播路线，曾在国际范围内被批评为“美国霸权”、“美国文化侵略”。之后，美国先后提出“媒介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将政策转向国际传播、民间形式的跨文化传播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模式。“这些文化外交手段都朝向政府外交之外，调动民间的智慧和渠道，推进相互了解，增进国民好感，影响大众舆论，影响政治决策，有利于国家形象提升和国家利益的维护。”
　　
　　中国的文化外交方针属于广义的文化交流范畴，并非文化霸权。李智表示：“文化交流与文化霸权的区别在于，其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不同：前者是文化多元主义，后者是文化冲突论。”
　　
　　张清敏认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文化外交的思路都没有变，内涵也具有连续性，“其基础是中国国民文化，其优势是利用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服务于外交总体方针，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相辅相成”。
　　
　　正如姜飞所言，中国传统的外交类似朋友之间的往来，除了礼尚往来的习俗外，其基本出发点非常重要，即“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好的东西与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