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是秘鲁资深外交家。他负责亚洲事务几十年，2014年至2017年担任秘鲁驻华大使。2018年初，卡普纳伊在驻华大使任上届满退休。在华期间，他为促进中国和秘鲁的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2017年12月，卡普纳伊受聘担任与公共外交中心终身荣誉会长，他也是中心担任这一荣誉职务的第十位驻华大使。
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国书
【与亚洲结缘】
起步亚细亚，收官亦亚洲，今年1月1日起，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大使结束了他在中国作为驻华大使的工作，也结束了他在秘鲁外交部的工作，这是他人生完美的闭合。
在结束了驻新加坡、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使馆20年的大使工作后，卡普纳伊退休了。此外，在亚洲，联合国、OEA等国际组织和APEC等经济论坛等也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曾获得韩国、智利、日本（多达三次）政府授勋。1972年，他作为秘鲁驻日本使馆三等秘书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2018年以秘鲁驻华大使的身份离任。亚洲既是他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的地。
卡普纳伊的人生与亚洲联系紧密，这也许是上天安排的巧合。21岁刚时他进入秘鲁外交部，人事司长找我谈话：“你大学毕业了吗？”“是。”“欠债吗？”“没有。”“娶妻生子了吗？”“没有。”这就是理想的候选人。日本很富，他被派到那里工作。
【从日本开始】
卡普纳伊的外交生涯起步于日本。他是1973年在日组建使馆的官员之一。2008年，秘鲁外交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贝拉翁德推荐他去日本担任大使，他说：“我希望你过去新盖一座使馆。”1973年设立的使馆已经很老旧。秘鲁驻日本大使成功搬迁并修了一座大的使馆。2010年卡普纳伊负责旧址关闭。2012年离任前，他又受命为新馆开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人的命运同他出生时的取名密切相关。
卡普纳伊一直认为他的姓氏是秘鲁北方的莫奇卡人的典型姓氏，在蒙赛弗（秘鲁城市名）姓卡普纳伊的人家很多。有人说这姓来自克邱亚语的“卡帕克酿”（Qhapaq Ñan或印加之路）。直到1973年，日本一所大学的教授告诉他，他的姓来自西班牙语，现在只有一些殖民地还在用。后来，他听说曾经有姓卡普乃伊的（没有“纳”的发音），甚至菲律宾一个村里都姓这个姓。这也许是莫奇卡人与亚洲早期的接触吧。卡普纳伊说，在亚洲他感到很舒心。从70年代开始，在亚洲这块属于21世纪的土地上就有他的工作。
【出使中国】
卡普纳伊第一次到中国是1976年，当时是旅行。那时他还在秘鲁驻日本使馆工作。他记得那次旅行是7月份，而毛主席是12月去世的。中国当时很穷，这很明显，但并不困苦。他说他看到当时的中国人很幸福，大家都有工作，都有饭吃，这是与西方不同的。1994年，卡普纳伊再次到中国并出任驻华使馆公使，任期一年。20年后的2014年至2017年他则在中国担任大使。
卡普纳伊说，他履职以来的外交生涯，一直在勾画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工作框架图，以便不断增进和充实各领域合作和友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他的构架中，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区域对接和人文交流是加强与中国关系的四个重要方面。
卡普纳伊在秘鲁驻华使馆“大使厅”，厅内展示着历任秘鲁驻华大使的半身像
经贸方面，在贸易投资领域秘鲁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如全面战略伙伴（2014年）等其他机制，设立了经济合作战略对话委员会，并完成了第一会议（2015年）、达成了行动计划（2016年）。仅就贸易水平而言，自2014年起两国每年都会签署一个协定。技术方面，通过战略对话委员会，自2015年起签订的新项目均体现出良好的技术转化成效，在班巴德邦果(Pampa dePongo)项目中，采用了新型采矿技术。在区域对接方面，我们正在朝双边方向迈进，从太平洋联盟向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拓展。
卡普纳伊说，亚洲市场未来有着巨大的前景。几百年来拉美一直没看清自己，一直把欧洲视为自然而然的空间，实际上拉美更大的空间在亚太。人文交流即通过缔结友好城市政策和开展文化推广项目来实现。去年9月秘鲁利马克区（”Rímac”）与中国北京东城区缔结为友好地区，并确定在圣·博尔哈区的中国公园内兴建一座塔。
卡普纳伊在秘鲁外交部工作了46年，在亚洲工作了24年，要么是在外交部亚洲司担任司长，要么是在亚洲的使馆工作。这在客观上保持了秘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专业人员非常关键。卡普纳伊说，中国政府开设面向外国外交官的语言培训学校，这是个提高语言、政策、双边关系等知识的很好的机会，秘鲁应该用好这样的机会。
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在中国长城
【关于“一带一路”】
中国提出的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向拉美延伸。
卡普纳伊说，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实现数字连通，或者说数字丝绸之路可以将中国和拉美连接在一起。必须建一座数字桥，通过中国把亚洲其他地方也连接起来。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合理利用数字丝绸之路的机制。有南美国家已经架设了一条海上线缆，这将成为与中国连接的海底数字桥。如果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地域差别就会逐步消除。
信息流之外，在物流和人员交流方面，有人说两洋铁路是“一带一路”同拉美连接的开始。巴西一直在与中国持续展开工作，玻利维亚也已加入了该项目。
卡普纳伊表示相信火车也会开进秘鲁。目前有一些机构有兴趣提供资金。从环境角度出发，铁路的设计将不会穿过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区域。现在，秘鲁正在洽谈从南部进入的方案。
秘鲁与中国的人员交流也有很大潜力。
2017年中国政府向秘鲁学生提供的50个奖学金名额只用了10个。卡普纳伊认为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宣传不够。驻华使馆只负责洽谈奖学金配额，并不负责宣传。在秘鲁，年轻人想加入一项奖学金计划可能必须去找国家教育奖学金和贷款计划（PRONABEC），别无他法，像别的国家那样，就有别的机会。国家教育奖学金和贷款计划应与全国各高校建立联系，做好宣传。课程是不错的，这一点从在华的美国和欧洲的学生数量可以看出。此外，课程采用英文教学，学生还有机会学习一年中文。
卡普纳伊说，2013年奥杨塔·乌马拉总统访华时做了很大努力，他向习近平主席表明了为秘鲁提供更多奖学金名额的必要性（原来只有10个）。习主席对他说，先给50个，逐步增加。奖学金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应更好地利用奖学金不断扩大双方年轻人的交流。
2017年12月，卡普纳伊受聘担任公共外交中心终身荣誉会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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