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共和国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另辖距本土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赤道横贯该国，素有“赤道之国”的别称，因盛产香蕉又被称为“香蕉之国”。1980年建交以来，中厄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交流不断增加。日前，厄瓜多尔外贸部长帕布罗•坎帕纳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也是坎帕纳部长在新政府任职后首次对外国进行正式访问。公共外交网携手《环球时报》对坎帕纳部长进行了联合专访。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厄双边贸易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以上，尤其是厄瓜多尔对华出口增长幅度更是超过100%。您认为这么快的增长速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坎帕纳：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厄瓜多尔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与战略合作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除了传统的进出口商品，近年来中国对厄瓜多尔的贷款、向厄出口的大型机械、输出的人才与科技，都使得两者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近期双边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充分说明了我们两国具有各自比较优势，经济结构非常互补，我们需要利用这一点，让两国的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
记者：您此次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增加对华出口产品的多样性。说到厄瓜多尔的产品，大部分中国人最常想到的可能就是高档玫瑰和大虾。除了这两者之外，厄瓜多尔还有哪些产品希望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坎帕纳：厄瓜多尔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决定了这里可以出产质量极佳的香蕉、香气优雅的可可、高档的长茎玫瑰、味道香甜的黄皮火龙果，以及马上就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南美洲灰米。这些短生产周期的初级产品都是厄瓜多尔的优势产品。在我此次访华之行中，我也向一些中国的银行、基金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成立一些中厄合资公司，利用中国的技术对这些初级农产品进行工业加工之后再向外出口。
不过，在过去十年中，厄瓜多尔和中国一直是贸易逆差，非石油产品的贸易逆差在十年间达到270亿美元。我们希望能和中国达成一些贸易协议，同时促进双方的进出口。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美国重谈《北美自贸协定》陷入艰难，墨西哥国内有不少声音提出与中国商签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厄瓜多尔是否也有类似的考虑，比如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
坎帕纳：厄瓜多尔一直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展更深层次的贸易关系持开放态度。事实上，厄中两国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金融和战略关系。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厄瓜多尔是一个小国，而且是一个货币美元化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贸易开放上会有一些限制。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确实需要寻找和中国之间建立新的、更有创造性的贸易方式。事实上，几天之前我就曾向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提议，两国各自建立一个技术性小组，一起讨论一下各自哪些产品可以在对方国家适用于零关税的待遇。这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建议，而我们正需要寻找更多这样新的可促进两国就业的贸易方式。
记者：我们知道您这次访华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从中国招商引资。那您认为未来几年里厄瓜多尔最有发展潜力、最适合中国企业投资的领域有哪些？可否为我们推荐一些具体的项目？
坎帕纳：你或许知道，这是我在厄瓜多尔新政府任职以来第一次对外进行正式访问。我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目的地，正是希望能够向中国介绍一些厄瓜多尔的战略性项目。中国的技术、机械制造和工业全球闻名，而厄瓜多尔即将建设的炼铜厂、矿业项目、铝厂等都可以成为中国企业不错的投资选择。我们有几个向中国企业重点推荐的项目：一个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即将使用全新管理体系运行的石油冶炼厂；一个造纸厂；三个预期收益极佳的水力发电厂；还有机场与高速路的租用项目。此外，厄瓜多尔的一个航空公司与一家银行未来也可能有出售的计划。
记者：对于投资者来说，厄瓜多尔比起其他国家有哪些优势？对中国投资者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坎帕纳：厄瓜多尔是一个对资本非常开放的国家。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将厄瓜多尔纳入自己的投资考察目的地名单，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政治稳定，在过去的十年半中，厄瓜多尔都是同一个执政党在执政；二是经济稳定，采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三是法律稳定，我们很快将和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并用一系列的投资合同保障中国投资者的资产安全。
我们对于海外的直接投资有着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在战略性和基础性领域中，厄瓜多尔向外资提供十年的免税政策，不仅其在建设期所进口的产品统统免除附加值税，正常情况下需要交纳的5%的外汇出境关税也可以免除，这能直接提高外资的收益率。我想这将是很多外国企业家们感兴趣的政策。总之，厄瓜多尔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它有水、矿、石油、黄金、铜、农产品和旅游业。未来我们还希望拥有一条连接厄瓜多尔和中国的直航航线。厄瓜多尔位于拉丁美洲的中心，正可以成为中国在南美洲的物流与旅游枢纽。
记者：您对有意前往贵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有什么建议吗？
坎帕纳：我建议这些企业最好聘请一位当地的法律和税收顾问，对厄瓜多尔本国的法规进行详细了解，以避免投资项目在未来遇到麻烦。
记者：您刚才提到厄瓜多尔对中资中企的态度，我们想知道，厄瓜多尔民众又是如何看待当地的中国企业与中国人的？
坎帕纳：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在私人领域工作，也是近三个月来才开始担任公职。在我的印象中，厄瓜多尔人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它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具有战略意义。我个人也一直建议利用各种可能与中国加强联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来中国旅行、了解它的人民和文化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目前，已有114家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注册，其中一部分发展得非常好，也有一部分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是因为法律理解不到位，也有的是因为市场原因。但整体来说，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还是很受欢迎的，厄政府更是愿意为中资在当地的发展提供各种帮助。
记者：前段时间一艘中国渔船被指闯入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自然保护区，并因非法占有并运输保护物种分别厄瓜多尔法院被判处一至四年有期徒刑。您怎样看待此事引发的风波？这会影响未来两国的合作吗？
坎帕纳：我觉得这个情况不能被理解成一种“反华”或“抵制中国”的情绪。加拉帕戈斯就好像是中国的长城，是应当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传。如果一些船只在这个海域犯了错误，那它应当被依法处理，但这并不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正如我此前说的，今天厄中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不会一艘渔船的错误而破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需要有关部门以独立的态度审理，而厄瓜多尔和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强劲，未来两国将会继续保持密切的合作。
记者：您认为公共外交在中厄两国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方面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坎帕纳：在我们国家公共外交由国家总统领导，外交部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作为外贸部长，我认为公共外交非常重要。公共外交可以拉近两国关系，缩小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差距，对于促进厄中两国的人员往来也非常重要。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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