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定义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是什么在引领变化中的权力格局？要解答这些问题，“软实力”是绕不开的话题。

　　2013年12月12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软实力”概念之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主讲第四届“NU SKIN大师趋势论坛”。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约瑟夫·奈不仅对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战略提出忠告，还分享了他对东亚局势乃至信息时代权力斗争的看法。

　　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提出要在打造硬实力的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一个高见。软实力可以帮助中国消解部分邻国的不安。但对外姿态上过分强势则可能将中国引入“中国遏制中国”的陷阱。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运用软实力

　　第一财经日报：在《软实力》一书的前言里，你说“软实力”这个概念经常被误读和误用。最常见的误读是什么？“软实力”不是什么？

　　奈：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和说服——而不是强迫和支付报酬——来达到目的的能力。经常有人把软实力理解为“除了军事力量以外的其他实力”。

　　然而，非军事力量——比如经济力量有时也可以是强制性的，例如经济制裁。所以如果有人说经济力量是软实力，那可能就是一种误解。

　　一般而言，软实力与其说是指“权力资源”，不如说是指运用权力资源的方式。

　　日报：“软实力”通常讲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事情。我们能否将这个概念延伸到企业和个人层面？企业和个人能不能也拥有软实力呢？

　　奈：当然可以。软实力并不是国家的禁脔。在人类行为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软实力。实际上，它所刻画的情况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人早就知道软实力的存在，只是没有用这个词来描述它罢了。例如，中国古代的战略家孙子和其他一些思想家都懂得软实力是什么。

　　软实力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运用软实力。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去强迫别人或收买别人，让他照我说的做；而是想办法劝说别人或吸引别人，以使我们的目标得以实现。

　　企业当然也经常运用软实力。品牌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品牌属于企业的软实力。通过品牌，企业吸引消费者、客户和公众。企业社会责任是另一个例子。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也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很多企业乐于进行软实力投资，像NU SKIN 如新集团这样投入相当可观的资源，每年举办大师趋势论坛，也正是一种具有眼光的软实力投资。

　　其他国家没能力复制“中国模式”

　　日报：能不能说，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软实力”竞争的新阶段，一个国与国之间更多通过理念、制度与价值开展竞争的时代？

　　奈：我认为价值观的竞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人们在理念和制度上的意见历来存在分歧，这个领域从来不乏竞争。不过，这种情形在信息时代越发凸显了。在信息极度丰富且传播成本无限降低的时代，历史悠久价值观的竞争以一种更容易被感知到的方式变得白热化了。

　　日报：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是否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政府正在以何种方式修复美国的软实力？

　　奈：的确，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都令美国的软实力蒙受了损伤。奥巴马总统试图通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推动金融监管立法等方式纠正错误，修复创伤。我认为从美国软实力的历史来看，美国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是因为它的制度和社会是完美的，而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善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改正的国家。

　　日报：你是否认为崛起中的中国代表着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成功道路？你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说法怎么看？

　　奈：关于“北京共识”一度有颇多讨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国家成功复制了中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模式”也许对中国很有效，但其他很多采取类似体制的国家交出来的经济成绩单却惨不忍睹，比如津巴布韦。我曾听津巴布韦的某些人士说：“北京共识”对他们的国家很有吸引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力做到中国能够做到的事情。

　　从内涵上来分析，我也不认为世界会出现冷战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或体制对立的局面。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制度，它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存在相通之处。这不像当初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那样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美国制度不是唯一模式

　　日报：你是否认为世界上存在普世价值？如果有，那它们是不是就体现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制度与价值观当中？

　　奈：我认为，的确有一些价值得到足够多的不同社会的广泛珍视，使得我们勉强可以把它们称作“普世价值”。人们都喜欢一定程度的自由，喜欢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等。但如果要说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同意这些价值，那可不一定。比如在某些特别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女性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者很难实践这些权利，甚至其中有的国家不允许女性驾驶汽车。你要是问大家，该不该允许女性驾驶汽车，想必大多数人都会说应该。那么，我觉得女性的驾车权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普世价值”吧。但现实中的确有人不接受它。

　　如果非要问有没有普世价值，那么是有一些价值得到了广泛接受，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写入了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这种代表了广泛共识的形式获得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承认。但如果要问，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制度是不是实现那些价值的唯一模式，中国或其他国家是不是只能以美国的那种方式来落实那些价值，那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

　　日报：如果有的国家不接受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某些价值，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对待它们？

　　奈：国际社会可以谴责那些国家，但不能强迫它们落实那些价值。比如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妇女的权利状况很有可能会倒退，有些保守势力正在推动修订法律，让当地泛滥的未成年少女被迫结婚现象合法化。对此，我们可以发出个人的谴责，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可以发出谴责，制造舆论压力来让阿富汗政府和有关人士慎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这毕竟是阿富汗的内政。

　　日报：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所秉持的信念与价值。但是，声称自己信仰一种价值很容易，而在现实中忠于这种价值却不容易，何况还有一种情况叫作“表面文章”。做表面文章能不能拥有软实力，还是说，必须言行一致才能赢得软实力？

　　奈：如果一个人、一个国家光是嘴上说得好听，却没有行动，人们会发现他并没有把自己标榜的价值付诸实践，他就会失信于人。软实力要以公信力作为后盾。假如一家公司承诺了很高的环境保护标准，但实际上却达不到，这种情况不会给它带来软实力。从长期来看，表面文章迟早会露馅，到时候不但不能增加软实力，反而会削弱软实力。

　　偶发事件是东亚局势最大风险

　　日报：你是否担心中国东海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失控？地区各方应该怎样做，才能稳定地区局势？

　　奈：我相信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见到两国在东海上发生军事冲突。我担心的是偶发事件导致的误判。类似2010年“天安号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那样的偶发事件，虽然并非由当事双方的任何一方所策划，但是一旦在敏感时期发生，就会使各方都陷入困境。这种风险是东亚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后果不堪设想，偶发事件和误判却可能让这种可怕局面突然降临。

　　日报：可是中国民众似乎对日本抱有很强的不信任感，如果不说是敌意的话。美国和日本曾经也是战场上的敌国，美国人倒似乎没有对这个过去的敌人特别在意。这是怎么回事？

　　奈：上世纪30和40年代，日本军队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给这些国家的人民留下了深深的伤害，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当受到伤害的那一代人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逝去，按理说年轻人应该着眼未来，而不是盯着过去。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可是如果教科书里、影视剧里充斥着对过去敌人的控诉，对过去伤害的悲情渲染，那么一些年轻人就会继承上一代对过去敌人的仇恨。我理解有的国家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但一个民族长久地陷在昔日的仇恨里，是不健康的。

　　日报：有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在各个方面扩展实力。军事上谋求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经济上谋求人民币国际化；并且也在谋求提升软实力。你对此有何评论？

　　奈：中国希望自己的军事能力与经济能力相匹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需要留意的事实是，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会吓到它的邻居，而且已经吓到了。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邻国自然会结成联盟，制衡中国。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提出，要在打造硬实力的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一个高见。软实力可以帮助中国消解部分邻国的不安。

　　日报：但是像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那样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即使中国向邻国释放出合作而非对抗的意愿，邻国也仍然不会打消疑虑——做好人没用。

　　奈：我只能说米尔斯海默错了。我觉得他脑海里认识世界的模型，基本上还是19世纪欧洲的那一套，而不是来自于对当今世界的分析。我曾经跟他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是达不成共识。

　　日报：有论者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你认为是这样吗？放弃“韬光养晦”是否明智？

　　奈：据我观察，自2009年起，中国的对外战略的确发生了某些转变。也许由于美国当时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大麻烦，而中国相对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在全球传导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觉得，美国正在衰退而中国正在崛起，所以中国可以表现得更强势一点。

　　看看从那时起，中国和周边一些邻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的重要邻国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乃至印度，都对中国对外姿态的强势感到不安。我认为其中有教训值得吸取。我在一些场合说过，美国并没有试图遏制中国，美国也没有能力遏制中国，只有中国能遏制中国。

　　信息时代的斗争或非零和游戏

　　日报：你对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作何评价？

　　奈：我认为“文明冲突论”不正确。亨廷顿是我的故友，在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付梓之前，他就把手稿拿给我读，我多次跟他讲，他的思路恐怕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文明内部的分歧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一样多。而且，把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强调地单独提出来，甚至把世界上的冲突都看作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扭曲现实的观点不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且会误导人们的行为——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实际上，冲突的起因往往不是文明的差异，而是小得多的问题。在亨廷顿界定的文明之一——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流血冲突持续不断，就在最近，多起针对对立派别的炸弹袭击就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两边都是穆斯林，两边都敬拜同样的真主，只是敬拜的方式不同。请问，这是不是文明冲突呢？

　　日报：未来的世界会怎样？

　　奈：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斗争往往发生在信息王国，但斗争的结果不一定是零和的。未来会发生大国战争吗？我想可能不会。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人也在谈论即将来临的“网络战争”（cyber war）。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思考和探讨，如何预防网络战争造成太大的破坏，也许用立法等手段，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毕竟网络战争还从未真正爆发过，它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将来我们就知道了。（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