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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如何面对人生低谷?
时间:2022-02-16 来源: 一致通过的陈老师
   

  朱同志的人生轨迹就像U字型的线,两头灿烂辉煌,谷底又深又长。一整个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当代演绎。

  好多人都知道,朱同志有过20年“右派”的经历。

  在漫长的“谷底”时光里,他是如何面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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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朱同志与同学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前

  01

  时间来到1957年,朱同志虚岁不过30岁。

  如果说人生有四季,在这之前的十年间,对他来说都是春天。

  那时,朱同志已经是国家计委机械局的副处长,还兼任部领导的秘书。国家计委在当年已有“小国务院”之称,是核心部门中的核心部门。

  脑补一下,在建国初众多干部还是“大老粗”的情况下,这样一位年纪轻轻、清华毕业、能说会干的党员副处长,是何等耀眼。

  工作上,他有机会列席国家计委主任主持的重要会议,还能参与诸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重大政策的制订;生活上,有了首都户口,结了婚,安了家,生了娃,团圆美满。

  照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如无意外的话,他不仅不会感到“30岁焦虑”,还会迎来仕途上顺风顺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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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在国家计委期间住过的宿舍楼

  但是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

  这一年的春天,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

  “鸣放”这个词,换做今天的说法,约等于吐槽,让大家向政府或领导吐槽问题,提出意见,以帮助整治官僚主义等风气。

  在部门的会上,朱同志在同事们的“鼓舞”下“鸣放”了三分钟。其中有句话说,“计委应由集体商量做决策,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

  不久,随着政治风向陡变,朱同志这句话,成了“猖狂进攻”的罪证。

  1958年1月,他正式被划为“右派”,几乎是一夕之间,从云端跌入谷底。

  02

  明眼人都知道朱同志是被冤枉的。他是被用来填了指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朱同志当年的同事说:“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在巨大的风暴中,有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有人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几乎同一时间,在吉林长春,作为一汽动力处书记的江同志,尽管也做了努力,但还是有一位姓戈的下属被划成了“右派”。

  据《江同志在一汽岁月》,老同事说,这件事成了江同志的“一块心病、一个精神负担,心里时时感到自责”。

  在调离一汽时,江同志本想送给戈同志一把吉他以作纪念,但对方心灰意冷,婉言谢绝了。

  此后数十年,江同志都找机会做着“补偿”。直到1980年代官至上海市长时,还帮助戈同志买电视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右派”这顶帽子一戴,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冷眼、歧视、嘲讽等等都会纷至沓来。

  朱同志的大学同学,法学家郭道晖先生说:

  有一次,夫人劳安看朱同志在严寒中劳动,没有帽子戴,就用红毛线给他织了一顶。没想到有人斥责劳安说:“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你现在给他顶红帽子,是什么意思?”

  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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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印记

  03

  在重大变故面前,稍微脆弱一点,都有可能一蹶不振。而精神的崩溃,更是一个人全面垮台的开始。

  朱同志在“戴帽”之后,让人佩服的点,是他的精神不仅没有崩,还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节。

  他曾经少见的,讲述过自己“右派”时期的一段往事。

  “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

  尽管后来证实,这个油毡子只是从垃圾堆里捡的,但他还是陪儿子扔了回去。

  这段是在2001年,他回母校清华演讲时,对师生校友讲的。

  人在现实世界失意的时候,需要从精神世界中汲取力量。

  朱同志认为,他的力量是从清华获得的。

  在那次题为《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的演讲中,他提及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

  所以说,教育为什么重要?

  教的知识可以让人谋生存,教的信念可以让人活下去。

  04

  在不幸的遭遇里,朱同志也有两件事是幸运的。

  第一件事,他没有被下放。

  在当时,对“右派”有六种处理方式,从重到轻依次是: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

  《父母爱情》里,姐夫老欧在成为“右派”后,就从衣冠楚楚的城市白领,被下放到海岛,当起了风吹雨打的渔夫,吃尽了苦头。

  这应该就属于“监督劳动”一类,属于比较重的。

  相比之下,朱同志被撤了职、降了级、开除了党籍,但还是留在国家计委的体制里,没有下放,被安排当了干部们的业务教员。

  一个清华的工科生,正是施展才华的年纪,也只能去教教数理化。你说他没有心灰意冷过也不见得,如果有,恐怕时间也不长。

  据老同志的回忆,朱同志积极教学,受到学员们的喜欢,还被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第二件事,他有一个好妻子。

  政治运动是对人心的考验,更是对人性的考验。

  那个年代,夫妻间主动或被动“划清界限”的人多得很呢,选择绑定在一起是需要勇气。而朱同志的妻子一直对他不离不弃,这在一个人陷入低谷时,是极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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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和夫人婚照

  后来,朱同志身居高位,无论外出视察还是出国访问,身边都常常可以看到劳安女士的身影。作为妻子来说,她是担得起这份荣耀的。

  此处也告诉我们,找对伴侣的重要性。

  05

  优秀的政治家,除了要具备非凡的才能,还需要具备非凡的气场。

  而一个人的气场,是被他的经历,甚至是被他的苦难塑造的。

  如果朱同志有着平顺的一生,出了校门进衙门,他或许也成不了后来的朱同志。事实上,他自己也曾说:

  我经过20多年的挫折,这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练,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

  在漫长的时间里,朱同志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与其抱怨不如意的生活,还不如把它当成考验。

  1970年,人到中年的他,来到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农场劳动,种小麦、种水稻和种棉花,放牛、放羊和放猪。

  1975年,又被分配到廊坊附近的一个通信公司,带一支学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高压线和变电站。

  这两段经历,他都自称“对我是极大的教育”。

  在襄樊,让长期做工业计划的他,补上了农业这一课;在廊坊,让长期待在机关里的他,补上了基层这一课。

  回过头来看,好像都在为日后入主紫光阁做准备。

  命运的捉弄,反过来也是命运的馈赠。

  06

  2000年10月14日,朱同志作为总理访问日本。在日期间,他在东京广播公司(TBS)接受采访。

  那次采访是中国领导人少有的,来到灯光打满,观众围坐的演播室接受采访。采访的开头,朱同志幽默地说,我的脸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我今天尽量保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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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采访现场

  西方的媒体总是这样,相较于严肃的外交话题,他们总是对领导人的个人经历更感兴趣。

  一个年轻的日本观众,提问说,总理讲到自己的脸可怕,过去是否有吃过亏的地方?

  在特写的镜头前,朱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只给出了一句简单但深沉的答案:

  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如同这次的采访一样,在很多次被问到当年的经历时,他都一笔带过。

  我更觉得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也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亲自撰写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向大家讲述自己的历史。

  因此能知道的故事是有限的,细节也是缺失的。

  不过,从他30岁跌入谷底,60岁才登上高峰的经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人这一辈子长得很,很多机会,都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