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关系，向来都非常微妙。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曾经是师生关系文化相通，也曾经兵戈相向结下血仇。国民的心态也非常矛盾，既想要和平共处共创繁荣，又难以释怀曾经有过的伤疤。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日本的做法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复杂心态。
一方面，日本雪中送炭，送来了物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感动了无数国人；
另一方面，某些日本人又暗戳戳认为是中国应该对疫情承担责任。
为中国说公道话的人，都遭到了指责。
其中有一位日本人最惨，直接被自己的同胞视为“卖国贼”和“叛徒”。
这个日本人，娶了一名南京的姑娘，一直在中国生活居住了15年，算是个资深的“南京女婿”。
在中国的日本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单单这个青年被日本人骂为“卖国贼”？
因为他的勇敢和真诚。
他倾尽全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他就是日本导演竹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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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新冠疫情得到控制的时候，网上悄然出现了一则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好久不见，武汉》，讲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以及疫情平息后的人生故事，获得无数网友的点赞和转发。
在这部片子中，导演一共采访了10个人。
他们都亲历了武汉疫情，各自的心态也因为疫情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部片子的初衷，是打破误解。
当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武汉结束了封城，所有人都松下了一口气。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外界对于武汉有很多误解和迷惑。
有的外媒甚至造谣，武汉在解封之后仍然有很多感染者，中国政府掩盖了“真相”。
这种明显的谣言，中国人自然是不会相信。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外省的同胞，也不是很清楚武汉的现状、武汉人民的所思所想。
病毒控制住了，武汉人的生活回到正轨了吗？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是怎样平复创伤的？
我们太渴望能够了解一个有着烟火气息的武汉。
而《好久不见，武汉》，完全回答了我们的所有疑惑。
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们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日料店老板、爱跳舞的护士、在医院前台工作的女孩。
日料店老板的生意，因为疫情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导演并没有回避那些仍然没有被抚平的伤痛。
在医院前台工作的那个年轻女孩，努力想让自己克制一下情绪，却还是在想到外公的时候情难自已：
“有时候看到和外公年龄相仿的人治愈了，我心里会想为什么就不能多一个我外公？”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泪还是忍不住落了下来。
看到这个镜头的观众，心头也酸涩不已。每个人都有血脉相连的亲人，我们都能够与她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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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镜头，让所有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无比真实的武汉。
武汉是不幸的，莫名遭受了如此灾难；武汉又何其幸运，因为它是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人民。
这部纪录片，被网友称为“武汉最好的宣传片”，《人民日报》也第一时间点赞转发，我国的外交部也为它点赞。
更令人觉得吃惊的是，纪录片的导演，是个日本人。
他就是竹内亮。
谁也没想到，竹内亮后来会做出那些事情。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在35岁之前，都在日本居住和生活。
1978年，竹内亮出生于日本千叶县，2000年，毕业于东京视觉艺术学院电影艺术学科。
2001年，竹内亮第一次到达中国。目的十分明确：拍摄纪录片《麻将的起源》。
在中国的旅程，竹内亮充分感受到了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特有的文化魅力。
他喜欢这里的一切，既喜欢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又喜欢热闹繁盛的人间烟火气。不过，就算再喜欢，旅程还是很快就结束了，竹内亮充满了不舍。
彼时只有23岁的他，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后来的他，不仅娶了中国太太，还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常客。
竹内亮与妻子赵萍
2013年8月，35岁的竹内亮作出了人生重大的决定：移居中国南京。
亲友们知晓他的决定之后，是比较诧异的。
这是他妻子赵萍的故乡。作为一个南京女婿，去妻子家乡定居并无不妥，但是他的国籍却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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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日本人。而南京，恰恰是日本犯下过滔天罪行的地方。
竹内亮却义无反顾：“我从来没有在南京被歧视过，或被另眼相待过。”
日本人曾经给南京带来了莫大的伤痛，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恶行。
在普遍认知里，南京人应该是最仇视日本人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南京人有个外号叫做“白心大萝卜”，淳朴善良又明白是非。罪恶是日本法西斯犯下的，南京人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及那些拒不道歉的日本右翼。
对于竹内亮这样对中国怀着善意的日本人，南京人向来是友善包容的。
竹内亮非常感激。
他之所以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能把当下的中国介绍给日本，也把当下的日本介绍给中国。
所以到中国之后，他就拍摄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比如《长江天地大记行》《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等等 。
“现在日本人看到的中国只有黑的，没有白的，所以我就给他们准备了白色而已，最后他们到底喜不喜欢中国，是他们决定的事情。”
《好久不见，武汉》，则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我想要把武汉最真实的现状，传达给全世界的人看。”
然而，竹内亮的这些成就，却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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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亮的很多日本同胞，并不能理解他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竹内亮就是个傻子，身为一个日本人，整天拍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让观众都对中国有了更良好的认知。
有这个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给自己的国家做宣传不好吗？
甚至有人直接攻击竹内亮，声称他是大和民族的叛徒，是卖国贼。
他们用最坏的恶意揣测竹内亮，认为他一定是收了中国政府的钱，所以才会一味帮着中国说话。
早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时候，竹内亮就拍摄了一部关于南京的作品——《南京抗疫现场》。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抗疫措施并不了解，很多人忧心忡忡，担心在中国旅行工作的亲友安全会受到影响。
竹内亮亲自扛着摄像机，走到南京的街头，用镜头记录下了政府有条不紊的防控举措。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大多数都会感到安心：中国政府做得太到位了！
却也还是存在不和谐的音符。
他时常会受到日本“键盘侠”的无端攻击，说他是“间谍” 专门为中国服务的也大有人在。
要是常人，遇到这种恶意污蔑，要么愤怒至极立刻反击，要么心灰意冷偃旗息鼓。竹内亮却毫不介怀：
“这些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没收中国政府的钱，就是我想拍，我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已。”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所以，只需要做正确的事，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中国的这些年，竹内亮也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
所以 ，就算他是一个日本人，国内的观众也非常的尊重他，常常都以非常亲切的口吻喊他亮叔。
如今的竹内亮也一直秉着自己内心的初衷，向全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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