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是国情传统、道德观念、民族习惯、文化素质、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综合因素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不是简单的体态表现和交际方式。外交礼仪是外交活动中的神经末梢，极为细微而敏感。一场外交活动，从整体程式、细节安排，到参加者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谈，无不贯穿着礼仪的要求，稍有不慎或预料不到，就会出现错情，负面影响就当场显现，小则影响到个人尊卑，大则影响到国家形象。这在我长期的外交生涯中颇有体会。

　　递交国书礼仪多

　　国书，是大使（或公使）向驻在国的元首递交的、由本国元首签署的委派证明书。这已是人所共识的常识。但递交国书的礼仪，因各国不尽相同，知者甚少。1984年我在驻马来西亚使馆工作期间，陪同胡大使递交国书，甚感仪式庄严、礼节周密，与别国较之同中有异，繁而不俗，颇具特点。

　　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国家，其国家元首是由统治者会议从9个州的世袭苏丹中推举产生。马来西亚历史上长期被英国占领，深受英国文明礼仪的影响。因此，马来西亚的典礼中，蕴含着东西方文化的元素，其礼仪是最庄重、最严格、最繁缛的。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绿色掩映下的马来西亚宫

　　胡大使抵达吉隆坡的第三天，马来西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就登门拜会，商谈递交国书事宜。新任大使只有递交国书后才能履职。驻在国安排递交国书的快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疏密。马来西亚原来对我国心存疑虑，经过前任大使陈抗的努力工作，马方政要的疑惧心理逐渐消逝，马哈蒂尔总理正酝酿访华。马来西亚外交部如此快地安排胡大使递交国书，无疑是示好的姿态。为使递交国书的仪式万无一失，马外交部礼宾司还专门约使馆的礼宾官员进行详细解说和教练，大使和陪同人员也进行过多次演练。

　　递交国书日的上午，礼宾司长带领迎宾专车，准时来使馆迎接大使。大使以及陪同前往的政务参赞和我三人分乘马方的三辆豪华轿车，在两辆开道摩托车的引导下，风驰电掣般地驶向王宫。马来西亚人文明有礼，沿途行人车辆一概礼让，我们很快到达王宫。抵达大门，前导车向左右一闪，车速放慢，缓缓驶入。

　　在大门里的主道两边，列队整齐地站着王室卫队，穿着雪白的礼仪制服，头戴金边“比芝”帽，双手持枪，神情威武地走在前面，我们按官阶依次相随。王室典礼官正在门口肃立迎候，由他带领步入正厅。正厅楼宇高大，气势恢弘，迎门是通向元首典礼大厅的高层台阶，颇有气魄。我们步伐轻捷，拾级而上，从右侧反转上楼。这是按“右上左下”的规矩定好的路线。

　　来到典礼大厅，只见元首身着苏丹礼服，满脸庄重威严，端坐上方宝座。我们一字排开，大使居中，典礼官和礼宾司长则分立我们两旁。按规定礼俗程式，我们必恭必敬地深深鞠上一躬，向前跨一步再鞠一躬，大使再跨一步，深鞠一躬，随后再按对方规定好的句子致颂词。元首也按套话致答词。然后，大使谦恭地走上前，把从国内带来的国书和书面颂词双手递交给元首。大使不能转身走回，只能颔首退回，与我们一起再鞠躬退出。

　　仪式简短，庄重肃穆，使我们几位久经世面的资深外交官心理上也有些紧张，举动上有些拘谨。特别在宾主互相致词时，元首用马来语，因大使不懂，随语意早知，但听不出结束句。大使几次欲往前又止。我虽然懂马来语，但提醒不便，无可奈何。

　　仪式完毕，大使被引入另一客厅，双方进行礼节性谈话。当时的新任元首是柔佛州苏丹穆塔瓦基尔·安拉·苏丹·伊斯坎达尔。他留过学，经过商，思想开放，态度友好，向大使热情地表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

　　谈话结束，大使又被引下楼，登上搭建的检阅台，检阅了王室卫队的操演。礼仪完毕，大使仍由礼宾司长陪同，摩托车开道，游览首都吉隆坡的市容。整个过程极显庄严隆重、礼节周全。回到使馆，不知是因天气炎热还是心理紧张，我们每人都是一身大汗。

　　讲究繁多的舞会

　　舞会本属娱乐场合，但正式舞会则是最讲礼节的交际活动，每个环节，甚至参加者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对一个人礼仪修养的检验。

　　1989年，我到驻休斯敦总领馆任副总领事不久，收到出席领团舞会的请柬。舞会是由市政府出面、休斯敦商业理事会出钱举办，一年一度，相当正规。请柬上赫然注明“着黑领结”，这是要求男士必须穿改进过的燕尾服，即用高级毛料特制的黑亮大翻领无后摆的上衣、双贴缝裤子，白衬衫也是配套的特别式样，鞋子是抛光接头的。女士则要穿正式晚礼服。

　　领馆几位被邀请者都表示，因无服装不能参加。我和总领事倪耀礼商量，觉得此活动不参加不行，不尊重着装要求也不行，让每个人自己去租借服装，每套一晚240美元，当时谁也掏不起，公家出钱租借不合财务制度。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大胆提出“先斩后奏”，由公家出钱租服装，然后报国内审批，如不批准，逐月扣我的工资偿还。我让会计写了个条子，我签上名，实际是画押。后来，外交部财务司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指出每个人出国时已发制装费，不能再用公款租衣服。我一方面让会计扣我一年的工资，一方面向财务司申明，这种特需服装国内做不了，大家出国时也没有预料到需要。这是后话。

　　舞会当天，不仅洗澡更衣，还要吹风做发，略施香水粉黛，保证头上无头屑，肩上无落发，口里无异味。出发前，我逐个检查了一番，像检查出征战士的行装一样，看到大家穿着打扮得整齐漂亮，非常满意。到了现场，见别人“油头粉面”、“珠光宝气”、“绅士风度”、“公主姿态”，才发现差距。我开玩笑说：“到这种场合，才显示出我们都保持着共产党人的素质和艰苦朴素的本色。”

每年一度的休斯敦国际艺术节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艺术和文化活动之一，始于1972年。

1997年是第26届，也是休斯敦第一次以中国为主起国、突出介绍中国文化的节日。

　　入场须按仪式。舞厅左右两门，门外各有40人，身着古代武士服装、手持长矛，分列两旁，架起兵器，人们从下面穿过。入门后，男女在舞池中心相会，相向交叉、互跨一步换位，挽起胳膊走向自己的桌次，主人按礼宾座次引入其席位。

　　入场完毕，开始用餐，甜食上来，舞曲即起。第一曲只有领团长和女市长跳，众人礼貌地欣赏，曲终报以热烈掌声。第二曲是各桌第一主人邀请本桌的第一客人的配偶跳。第三曲开始，各桌主方的男士才可以邀请客人的夫人跳，但第一主人必须依照礼宾顺序同所有客人的配偶跳完一轮，才可自由邀请。

　　跳舞中规矩如常，只是更加礼貌、严谨、适度，邀请女士一定要走到面前，且须先向其丈夫致意、征求意见。跳舞中两人搭手的姿势、搂腰的部位、体位的远近，都须特别注意，尤其不能碰头踢脚，那是最尴尬的失误。

　　舞会结束，回到领馆，大家身心疲惫，叫苦连天，发誓不再参加。我则因胜利完成这场活动而欣慰，开玩笑说：“我们的干部都很优秀，但跳舞不过关，以后应把跳舞列入年终考核内容。”

　　请客送礼的“创举”

　　宴请、送礼是外交界最通行的日常性礼仪活动，是中国外交官在国外的最主要交往方式之一。

　　1995年，我到驻安提瓜使馆任临时代办，因使馆很小，条件有限，开展其他活动几无可能，要对外开拓局面、建立联系、增加交往、解决问题，除正式拜会外，几乎都要通过宴请活动。

　　安提瓜人不论高官还是各界名流，无不钟爱中国饭菜，区区6万（号称8万）人的岛国就有20家中餐馆，足见一斑。安政府部长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再加优先会见其选民的惯例，白天约见或中午宴请一般比较困难。但是，晚上邀其吃饭，则有请必到，甚而随叫随到，因晚宴可以带夫人，甚或子女。这样，无论是有急要公务还是正常交际，我大都通过晚宴。时间一久，宴请频率加大，花钱很多，费时费力，我的精力也不胜负荷。无奈之下，我自己进行了“礼宾改革”，把宴请改为送“礼品饭”。

1983年7月23日，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来访的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维尔·康沃尔·伯德。

　　送“礼品饭”是从维尔·伯德开始的。他领导安提瓜取得独立，并长期领导政府取得了社会进步，被誉为国父。1983年，安提瓜与中国建交，同年维尔·伯德访华，对中国特别友好。他的儿子莱斯特·伯德是总理兼外长，因此他对政府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不止一次向我表示，只要他活着，安提瓜就不会和台湾建交，安中友好的政策就不会变化。

　　对于这样一位友好老人，我由衷地尊重，也特别用心交往。维尔·伯德爱吃中国饭，但腿有痼疾，行走不便，除使馆的大型活动他有请必到外，平时我们不宴请他。后来我意识到，在我频繁的宴请活动中，维尔·伯德受到冷落，才想出给他送饭上门这一招。

　　送饭也有讲究，我事先了解清楚对方的口味和禁忌，然后到常州外办开的“江苏餐馆”选定几样典型的中餐菜肴，趁着菜的鲜、热，亲自送到其寓所。每次送的食品都留存“档案”，以供调剂搭配时参阅，这比宴请更须经心。

　　每次送饭，维尔·伯德特别高兴，虽说话有些吃力，但总“滔滔不绝”，内容涵盖国内形势、同英美的关系、希望加强对华关系的愿望以及询问中美关系的问题。他吃得香，谈意浓，话题广，我每次都是乘兴而去，“满载”而归。他的儿子莱斯特·伯德总理和一些高官极为称赞我的做法，称我做事很友善、细致、有人情味。

　　送饭的做法把请客送礼合二而一，省钱省事，效果不错。我随之普遍应用于日常外交活动。每当有时要见哪位部长，我就在餐馆为其预订几样菜，打电话请他回家时带回。

　　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等候，对方一到，烹饪开始，我抓紧时间谈事，菜好话毕，办事爽快。他满载回家，高高兴兴地全家享用，我开车回使馆炒菜做饭。双方均对这种高效节约的做法感到满意。我在任职期间，不少重要和紧急的事情，都是在这种场合办妥的。这种一对一的交往，减少了官式色彩，培养了私人感情，调研办案更加深入、真实、有效。使馆内外的同志们把送“礼品饭”戏称为礼宾的“创举”。

俯瞰安提瓜

　　送礼我也有“奇招”，不注重价值，讲究情调。我国各使馆一般送礼都是传统工艺品或实用品，重复很多，受礼者已不甚珍惜。安提瓜与中国天各一方，路途遥远，礼品从国内运输实属不易，使馆送礼就须“另辟窍径”。我们就地取材，自己制作，不求精美，突出意义，赋予人文价值。

　　我的夫人和参议长珀西瓦尔女士很熟，圣诞节时自己用五彩小贝壳粘了一个安提瓜地图形相框，中间嵌上她和女议长的照片，送给对方。珀西瓦尔非常高兴和珍视，把相框一直摆在她办公室的案头，逢人便说，这是中国代办夫人亲手为她做的，并建议政府提倡用贝壳制作工艺品，丰富旅游市场。

咖啡种植

　　安提瓜旅游业发达，却忽视耕作，衣食住行依赖进口，仅从欧洲进口鲜花一项，每年就达1500万美元。总督卡莱尔曾向我提出从中国引进花工种植花卉，在内阁讨论时一致认为水土不宜被否决。我们自己在使馆后院种了几颗丝瓜，生长茂盛，果实累累，人见人爱，谁吃谁摘。

　　1997年元旦，我让夫人选了个一米多长的硕大丝瓜，系上礼品彩带，送给农业部长圣卢斯，既是元旦礼物，又可让他知道安提瓜的气候土壤是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农业部长收到后，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礼品太贵重了，它带给我发展农业的信心和力量。”几天后我听说，内阁会议上专门讨论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规划。

　　我离任时，莱斯特·伯德总理在宴请我时说，原以为安提瓜面积狭小，土地瘠薄，资源贫乏，无所作为，而我让他们知道，安提瓜也有自己的资源，只要用智慧开发利用，安提瓜定会成为富饶的国家。

　　作者简介

　　刘一斌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调外交部工作；先后在亚洲司、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处长、处长、参赞，曾在驻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美国休斯敦、安提瓜和巴布达、乌干达等使馆、领馆任二秘、副总领事、参赞、临时代办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