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的较量是美国挑起的。在斗争中，我们维护的是国家利益，是民族尊严，是正义。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希望那些至今仍想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能从中美人权会的较量中吸取教训。

　　为的就是争口气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国际涉华舆论相当负面。不少人怀疑，中国能否顶住压力，是否会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尘？为了给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西方国家大打“人权牌”，对中国进行围攻。为了形成声势，它们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反华议案，企图以人权会决议形式把中国推上“被告席”，羞辱中国，搞垮中国。

　　围绕联合国人权会的外交斗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权问题或多边外交问题，而是影响我国外交全局的大事，是对我国如何突破重围、站稳脚跟的考验。

　　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内处理人权事务的主要机构，成立于1946年，总部设在日内瓦，由经社理事会选举产生的53个成员国组成（最初仅18个成员国，1979年扩大至43个，1992年年扩大至53个）。1989年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个平台，集中向中国发难。

　　1990年1月29日至3月9日，联合国召开第46届人权委员会会议。16个非政府组织点名“谴责”中国，比利时、丹麦、美国等18个西方国家首次联合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要求审议表决。巴基斯坦代表提出对该议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与会的43个成员国进行表决，结果，巴基斯坦的动议以17票赞成、15票反对、11票弃权获得通过。第一次较量，我们在巴基斯坦等朋友支持下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图谋。

　　此后，除1991、1998、2002、2003这4年美国或出于其对外战略需要，或出于希望中国在海湾战争、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提供合作等原因，没有提反华议案。其他年份都提了，直到2005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被改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修改议事规则。这期间共进行了11次较量，中国都取得胜利。

　　最惊险的一次是1995年第51届人权会。美国使足了狠劲，总统特别助理、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亲临日内瓦指挥。一些友好国家代表团团长私下对我们说，美国人威胁他们，如继续支持中国，美国就中断援助。在就对中国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表决时，有两个曾表示投支持票的国家“变了卦”，改投反对票，结果是22票支持，22票反对，9票弃权。

　　一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在表决前接到国内指示，由弃权改为支持中国，但美国人在会场内外严密“监视”各方动向。发现中国外交官与这位非洲外交官的“异常接触”后，美国人立即找到他，追问详情，迫于压力，这位非洲外交官如实相告。沙托克立即打电话向这个非洲国家外长施压，迫使该国又回到最初投弃权票的立场。美国代表团还派人专门坐在这位非洲外交官后面，死盯着，直到投票结束。

　　根据议事规则，在得票相同情况下，动议被视为未获得通过，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

　　第二天人权会将就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进行表决，形势十万火急。我们国内外同时发力，想尽办法做关键国家工作。我驻科特迪瓦大使接到国内指示后，顾不上外交礼节，深夜去找科特迪瓦外长，把他从床上叫起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科方同意支持中国。最后投票结果是20票支持，21票反对、12票弃权，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未获通过，我们以1票的优势赢得胜利。自那以后，支持西方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少，每回我们都能以较大优势获胜。

　　可话说回来，即使当时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被通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不会塌下来。我们看得重，是因为提案背后西方国家想整垮中国的心态让人气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的大国，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别人叫板，我们就要迎战。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们争的就是一口气。

　　中国大使好样的

　　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围绕人权会的斗争持续十几年，我们外交上投入比较大。在中央领导下，我们考虑到人权斗争“北强南弱、北攻南守”的总体形势，从多边外交一靠掌握真理、二靠取得多数的基本经验出发，制定了针对性、操作性都很强的战略战术，采取前方代表团、我驻人权委员会成员国使馆以及国内三条战线协同的立体作战模式。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范国祥、金永健、吴建民、沙祖康等表现出色，共和国的外交史会记住这几位大使的辛劳。

1997年，吴建民在日内瓦国际人权大会上发言

　　建民大使在一次发言中指出：“自1922年以来，人权会通过了58项国别人权决议，几乎全部针对发展中国家。人权会简直成了法庭，被审判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法官是少数发达国家，最大的法官是那个超级大国。少数国家把人权会当作推行自己外交政策的工具，保护人权是假，推行强权政治是真。”这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祖康大使讲话直率。有一年，面对英国大使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无理指责，他毫不客气：“我一看见你这张脸就想起鸦片战争。你们英国人强行占领中国香港多少年，从来没有搞过任何选举，这样的国家哪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2004年4月15日，在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议上，中国再度挫败美国反华提案，中国代表团团长沙祖康（中）在决议通过后鼓掌欢庆胜利。

　　在2004年人权会上，他说：“美国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随意点评他国人权状况，但对自己恶劣的人权记录只字不提。前不久我曾建议美国在批评别人之前自己先照照镜子，两个星期过去了，美国还是不肯照镜子。堂堂超级大国，居然如此胆怯……”他还指名道姓地说：“搞不搞反华提案是你的权利，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搞，我一定打败你，一定揍扁了你！”

　　后来听说，沙大使和美国大使成了朋友，这就是外交工作的魅力所在。外交官爱国，一般也佩服爱国的外国同行。

　　为了人权会，国内指示前方，要采取人盯人的战术，一票一票地争取。就这样，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我在一旁敲边鼓

　　我没有参加人权会的现场辩论，只是敲边鼓，协调有关行动，在会外跟提案国家理论，做友好国家工作。那些年我在国内见外宾或出国访问，必谈人权。

　　2004年9月27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李肇星指出，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新华社记者赵鹏 摄）

　　我任驻美大使期间，常反击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攻击。有一次我对美国官员说：“就参加国际人权公约而言，中国比美国多参加了两个，这是许多美国政客所不知道或不愿意提及的。令人不解的是，1998年中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3000多人失去宝贵生命的时候，没有一个美国‘人权卫士’向受灾民众说半句同情的话，而许多美国普通百姓却慷慨解囊。中国人民感激真正的友情，也看清了‘人权卫士’们的冷漠与伪善。”

　　有一次我访问某拉美国家，该国家外长表示，在人权会上完全支持中国有困难。我明白，美国人肯定向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我不肯轻易放弃。我坚持：“那不行，我们是好朋友，关键时刻你们得支持中国。”他说：“实在是有困难。”我说：“你们至少不能支持美国。”对方说：“弃权也有困难，美国压力实在太大。”

2006年5月9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安理会苏丹问题外长级会议上发言。

　　我们正式会谈没能谈妥，后来私下谈，我诚恳地说：“我理解你的苦衷，为了不让你为难，中国不要求你们公开说弃权，到投票的时候你们的大使离开会场就行了。”这位外长说：“这是个好主意，你真有才，”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凡事都得落到实处，我立即通知前方：“派人盯住该国大使，确保他投票时不在场。”

　　有一年，东欧某国准备在人权会上挺美反华。会前该国一举止优雅的女副外长访华，我抓住机会会见她。我从历史讲到现在，从大道理讲到小事实，重点是说她的国家太不讲道理，太不讲友谊了。

　　可能是我口气太重，也太理直气壮，这位副外长又太年轻心软，听到最后竟流泪了，说我冤枉她，事情都是领导定的，不是她的错。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赶忙安慰她：“对不起，现在我知道了，不是你的错，只希望你回去做工作，争取纠正你的领导的错误，别影响咱两国的传统友谊。”

　　有一年，听说日本考虑联署美国的反华提案，我警告日本外相：“亚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追随美国攻击中国。中国从未做过对不起日本、伤害日本人民感情的事，而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日本历史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大，最令人发指。日本政府哪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对方听了哑口无言。

　　作者简介

　　李肇星，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外交部部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