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东邻国家日本曾经有一所毛泽东思想学院,曾有这样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日本同志”。他们对理想和信念苦苦追求的往事总是深深打动每一位探访者的内心。在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纪念之际,笔者不由得忆起多年前造访这所学院的往事。
那是在驻日大阪总领馆工作期间的一个初夏,在韩佐民副总领事率队下我馆部分同事专程前往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参观访问。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的前身就是那个年代许多日本有志青年向往的毛泽东思想学院。
我驻大阪部分馆员访问并与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座谈交流。
从大阪出发,约一个钟的车程即抵达位于宝冢市郊外的“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会长竹田幸子女士和她的“战友们”已早早守候门前迎接我们的到来。一番握手寒暄后席坐“榻榻米”,放眼窗外,远处山麓在初夏明媚的阳光下显得那样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令人心旷神怡。
环顾座谈会环境,窗明几净,简朴大方,房间内收拾得有条不紊。墙上镜框内镶着一张毛泽东的挂像,正面上方镜框内镶嵌一幅毛泽东诗词条幅,室内周边还挂着几幅颇有力度的劳动工人的版画。中央是一张略泛黄的中国地图,侧面悬挂着我们国内有关单位赠送的锦旗。墙的另一侧,一张黑白人物肖像照牢牢吸引了笔者。
大冢有章先生
利用座谈休息的间隙,驱前驻足细细端详,那是一位面容慈祥的长者,额头上“沟壑纵横”的皱纹足以印证一个人所历经的沧桑。宽边眼镜下那双深邃的眼神,更给人以学者的风范。我想,照片上的长者一定就是“毛泽东思想学院”创始人大冢有章了。
讲到大冢有章,不得不介绍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的前身“毛泽东思想学院”,笔者正是从毛泽东思想学院成立20周年的纪念册《星星之火》中“认识”了这位一生孜孜不倦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革命者的。
据介绍,大冢有章20年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青年时期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自己富裕的家庭和那个阶级,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
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年代,度过十年的牢狱生活,其后被迫征派到了中国的东北。所幸,在中国的土地上他迎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投降,并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在中国东北组织了第一个“日本人共产主义小组”。他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解放尽了一份共产主义战士的国际主义义务。
1956年,大冢有章回到日本并恢复了日本共产党员的党籍。然而,回国的每一天,他都在苦苦思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什么能在建国初期粉碎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并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呢?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从此,大冢有章开始了新的研究和探索。
毛泽东思想学院校舍建筑开工典礼
毛泽东思想学院正是在这一探索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背景下于1967年诞生的。大冢有章担任了第一任的院长。他常常教诲青年学员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毛泽东思想学院不仅仅要向日本青年宣传、启蒙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也是一个革命者毕生努力的方向”。
1972年大冢有章率领毛泽东思想学院参观学习团来到中国,请郭沫若同志在学院的院旗上书写了大大的两个字“实践”。毛泽东思想学院从《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从空想到科学》《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的学习到直接领导学员深入日本各地做社会调查;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国入侵越南到声援日本下层工人争取生活保障的权利,领导和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群众集会。同时,积极呼吁日本政府与新中国的交往,为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民间基础。
笔者珍藏的大冢有章先生着作《未尽的历程》(全套)六册
1979年,大冢有章以90多岁的高龄走完了人生的旅途,同时留下了六卷长着《未尽的旅程》,表达了一个革命者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崇高追求。
这次,当笔者身临已易名为“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的“毛泽东思想学院”旧址时,一种睹物思人的感觉油然而生。揭开墙角红绒布,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还完完整整保留着,一尘不染。“这尊塑像还是当年从中国送来的呢!”听着竹田女士的介绍,我仿佛感受到那激荡的年代和激情。
“毛泽东思想学院”创立之初,上无片瓦,地无一垄,但得到了许多群众的热心支持。现在这块地皮是当地一农户无偿捐助的,建院时闻讯而来的众多学员中有木工、泥瓦匠、电工、建筑师,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发挥各自的一技之长,义务劳动建起了校舍。
“那年代真有一股当年你们延安南泥湾开垦创业的精神啊!”回首往事,竹田女士的兴奋溢于言表。她还向我们描述了当年学院正门端端正正摆放了马克思、毛泽东的胸像,旗杆上飘扬着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红旗景象。
会长竹田幸子
竹田会长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追随大冢有章开辟的事业,从秘书、事务局长直至现在毅然担起会长的重任。回忆起那激荡的岁月,心潮澎湃,她说:“创始人大冢有章先生去世时,毛泽东思想学院曾一度失去了主心骨。毕竟大冢有章先生的学识和胆识,他那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那高风亮节的革命者风范无人能够比拟。加之不久,中国国内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改革开放,人民公社的解体……使日本这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背景下诞生的毛泽东思想学院一度陷入迷茫、彷徨,焦虑和深思”。
会长竹田幸子继而介绍说:“大冢有章先生的去世和中国对文革的重新评价的确令毛泽东思想学院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考验。但是,多年来学习和实践的经验,使我们坚信,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为惊天动地、最伟大的人民的胜利,她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学院应该继承大冢有章未尽的事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继续走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探索新形势下日本民间与中国的友好交流活动。”
笔者佩服大冢有章以一个革命家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追求理想与真理,也对从青年时期一直追随大冢有章的竹田女士深为敬佩。她曾多次来访中国,认真学习、了解和调研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曾随大冢有章深入中国的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延安、大寨、井冈山、遵义、韶山、红岩村……几乎都留下过她和战友们学习的足迹。
毛泽东思想学院曾举办的各种报告会和讲座。
更令笔者钦佩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学院处于困难和挑战的时刻,她继承大冢有章的遗志,以决心与勇气毅然挑起重任。
改革开放初期,她对我国人民公社的解体、个体户、私营企业的涌现以及引进外资等新生事物认识不足,是颇有微词的,说“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
尽管这样,她依然和战友们苦苦思考,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和逐步理解的过程中多次来华考察,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中广东的深刻变化,思想认识上有了渐进式的转变。
为此,她依然以毛泽东思想学院旧址为“根据地”,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活动。为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经过集体讨论终将“毛泽东思想学院”易名为“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以吸纳更多的草根人士加入并参与日中民间友好交流活动。
这一变化恰恰反映了竹田会长不忘先师大冢有章当年的谆谆教诲,继承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与时俱进。易名后的“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多次邀请我国内代表团访问日本,或请我有关大学老师到日本传授中国气功,或资助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举办各类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最新情况的讲座等。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他们经费实在有限,但努力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靠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我国内“希望工程”项目进行捐赠。竹田会长更是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每年往返于湖南的穷乡僻壤,带着她的日本团队先后建起了三十几所“希望小学”。同时,积极向日本政府申请有关的援助项目资金,支援我国边远地区绿化造林活动。
正如大冢有章先生一样,竹田会长的精神感召了许多普通日本人,也感动了许多的中国人。这些年来援助湖南贫困山区的活动队伍中,一度出现不少竹田会长的中国朋友们,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假期时间,随行参加支援我贫困山区的各种义捐活动。
我馆部分官员与日本朋友在毛泽东思想学院旧址前的合影
久闻毛泽东思想学院的大名,认识竹田会长也已经多年,但是,身临当年培养了许多日本有志青年的旧地,笔者才真正感受到创始人大冢有章当年的理念和革命精神是何等的伟大,也才第一次认识到竹田会长将近40年来旺盛斗志的源泉之所在。
笔者在仔细浏览毛泽东思想学院成立20周年的纪念册《星星之火》的花名册时,还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大里浩秋、世山德志、阪上重夫……这才知道笔者的许多日本朋友乃至大学时代的日本老师,竟也曾是这所学院的学员或支持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思想学院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早已易名,但那个时代造就的有志青年一度活跃在日本各地,每当一些右翼分子出来捣乱,每当中日间出现曲折困难的局面,他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伸张正义,为维护中日友好发出民间的声音。
白驹过隙,一上午的座谈和参观很快就结束了。那个夏日的晌午印象特别深刻。笔者摇下车窗远远回望,竹田会长依然站在静谧的碎石小道上目送着我们,那身影显得如此孱弱,丝丝白发在微风中有些散乱,那一刻鼻梁不由得一酸。
脑海中掠过《星星之火》纪念册图片上青年时期身着连衣裙的竹田幸子的身影,那是何等的青春靓丽,美丽大方啊!就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日本女青年用自己火热的青春苦苦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毫不动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始终战斗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
繁忙的活动中无暇照顾年迈的母亲,无暇顾及一个女孩子应有的终身大事。和男同胞一样参加游行示威,深入厂矿农村做调查研究,努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做演讲做宣传。
蓦然回首,孑然一生竟已步入花甲之年,她没有丝毫的后悔。你看,这十年来她频频穿梭中日两国之间,热心为我们贫困山区捐款捐物,而自己却过着清教徒般的清贫生活。从她的身上笔者似乎看到大冢有章的身影,似乎看到一个奋斗不息,永不回头革命者的身影。
学院门前场景,旧照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个年头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称赞,我们的外交也空前活跃,对外交往更加丰富多彩。但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个被美西帝国主义封锁的艰难年代曾有许许多多的国外民间友好组织给予的正义支持,正是这样的支持才形成我今日之官方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的对外交往格局。
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学院曾受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曾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走过偏激和极左的过程,如今许多活动陷入低潮。前年末,收到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继任会长巽良生先生正式宣布恳谈会解散的公开信和最后一份会刊,阅知更是万分感慨。从大阪日中友好学院到毛泽东思想学院直至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经历了三代人的路程,星星之火虽未能最终燎原,但也曾燃烧了半边天际。
如今尚健在的已经默默无闻,似被时代抛弃,但在那个年代,曾有这样一代日本青年具有如此坚定的政治信念,是那样执着追求革命的理想,他们高涨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精神依然值得我们颂扬。我们不应该忘却他们,真的,不应该忘却!
竹田女士2021年新春的来信字迹
2021年新春,笔者收到了竹田女士的来信,字里行间透露了年迈和疾病折磨的无奈,所有生活起居只能靠老人院护士照顾……最后还特意写到“字迹非常潦草,可能让您辨认困难,十分抱歉”。
一位患上帕金森的老人用颤抖的手还能写出如此秀丽刚劲的字迹需要多么大的耐力啊!读罢瞬间泪奔。
回忆起老人家曾对毛泽东思想的执着研究和那份追求理想的毅力,在暮年依旧有着与病魔斗争的勇气……再一次令笔者对竹田女士,对这一代日本朋友肃然起敬。
遥祝竹田老人家早日战胜病魔,健康百岁!
作者:欧阳江旋(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