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早春三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中断了我多年的革命军人生活。
余湛（1921年-1992年）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加拿大大使。
一天上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把军委工程学校校长曹祥仁和我一起找到他那座位于朝内大街的小小寓所。
一见面，他就笑眯眯地告诉我们：“毛主席指示，要从军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到外交部工作。我们已经抽调了一些，现在中央军委决定把你们两个也调去，并初步确定你们去驻英国大使馆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同英国谈判，去不去，还要看同英国的谈判情况如何而定，但到外交部工作是已经定了的。你们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就到外交部报到。还能带什么人去，你们可以自行选定。”
新中国首批大使
我对自己的工作调动从来不讲价钱，向来是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这次事情太出乎意料，我从未想到这一辈子党会叫我做外交工作，听到李克农的话后心里有点嘀咕。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在军委总参工作100年吗？怎么突然又叫改行呢？我怀着试图推托的心情问：“我不懂外交，做外交工作恐怕不行吧？”曹祥仁也在一旁望着，等待着领导的答复。
李克农两眼注视着我们，还是笑眯眯地说：“毛主席说了，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大家一听都笑了，心想：我们都是自己不顾一切地跑出来闹革命的，好不容易争取到胜利，哪里谈得上逃跑呢！李克农严肃地说：“你们不要笑，这可是最紧要的事啊！外交干部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须挑选绝对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立场的人去做，绝不能有一丝马虎。
据说，英国只有贵族子弟才进得了外交学校，担任外交官职务。事实上，每个现代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本阶级最忠诚、最可靠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
列宁
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是挑选工人和水兵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外交任务的。你们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位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契切林就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中央调你们做这项代表国家的工作，是对你们的最大信任，是你们的最大光荣。”李副总长一番话说得我们既兴奋又担心，怕完不成任务，有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李克农也许猜透了我们的心事，接着便说：“你们也不要过分自卑。你们都是革命军人，长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历了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考验，养成了坚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国际形势和国际政策也是你们经常研究的课题，这些都是完成外交任务的重要条件。
当然，外交工作毕竟是一项新工作，国外的环境总是一个新环境，你们一定会碰到许多新问题，会遇到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怎么办？还是我们的老办法，边干边学嘛！我们原来不会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我们还有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的领导，只要你们多向中央请示报告，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的，切不可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中央知道你们大都不会外交，从各大学中调了一批青年党员和进步青年帮助你们。”
1959年10月1日，邓颖超同李克农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克农最后说：“由于外交工作要求高，你们不要以职位高低论英雄，这点要有个精神准备。”我们说：“这点您可以放心，我们能够服从革命的需要。目前对我们来说，主要考虑的是怎样做好工作，以求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
在这次谈话大约一个月后，我和曹祥仁以及后来决定调外交部工作的黄文友三对夫妇告别了工作多年的部队，一起来到了外交部。
这时，从部队调来的干部已有一批走上了工作岗位，还有袁仲贤、耿飚、姬鹏飞、黄镇、彭明治、王幼平、谭希林、倪志亮等一大批我军高中级干部正等待分配工作。
那时北京市的房子十分紧缺，新调来的干部住宿都成问题。好在大家过惯了流动不安、居住拥挤的艰苦生活，头脑中根本没有安家的念头，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挑起新担子。大家挤住在房间狭窄、设备简陋的小旅馆里，将孩子陆续送进了外交部的托儿所或者留在原部队委托战友代管，自己则集中精力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大家都勤奋地学习外文和外交业务知识，了解有关国家的情况和风俗习惯。
回想起来，那时看的小册子《外交组织》《外交技术》以及胡济邦同志讲的外交文书对我们这些外交新兵都颇有实际用处。
1953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部分回国休假的武官及夫人。
从军人改行当外交官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而理所当然地会发生一点波澜。那时我们离开部队，既不发转业证，更没有转业费，只开一纸调动工作的介绍信。这对男同志来说，只不过是调换了新的工作岗位，需要从头学些新东西而已，心理震动不大。可是，对女同志就大不相同了。
按外交惯例，外交官的妻子只作夫人，不担任工作。而这对于以革命为职业的女同志是不能接受的。回想当年，不少女青年冲开封建束缚，突破艰难险阻，千里奔波，走进革命队伍，当了光荣的女战士，那是多么激动，多么自豪啊！
新中国将军大使耿飚与夫人
如今突然听说出国后要当夫人，不分配工作，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浮上心头，她们纷纷议论说我们艰苦奋斗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解放，争得了妇女的平等地位，怎么又要回到厨房，依靠丈夫过日子呢？我们坚决不能同意。
有的说，既然国外没有妇女的工作岗位，我们就留在国内工作好了；还有的甚至说，我们不拖丈夫的后腿，他要出国他自己出好了，我们离婚！
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同志当时是总理兼外长，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女同志出国后，对外是夫人，在内部一律分配适当的工作。如果夫妇德才相当，也可同丈夫一样，分配作外交官。他在接见出国人员时，亲自逐个询问每个女同志分配做什么工作，还有什么意见。邓颖超同志也出面和将要出国的女同志谈心，劝说她们要好好工作，并做好夫人工作。这场“夫人”风波才算基本平息。
外交官夫人分配工作，这在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夫人得悉我国大使馆这种情况后，都很羡慕。
邓颖超到夫人培训班做思想工作
思想上虽然想通了，但要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脱掉“戎装”换“红装”，在感情上仍然不能一下子转过来。
有位女同志在出国前夕，烫了发，穿上了旗袍、丝袜和高跟鞋。化妆就绪后，对着穿衣镜一看原先飒爽英姿的女战士突然变成了浓妆艳抹的少奶奶，越看越别扭，心里不是滋味，不禁大哭一场。对于过惯戎马生涯、不修边幅的男同志来说，要养成每天刮胡子的习惯，也不简单。
为了这些生活小事，我国各驻外大使馆都做了许多思想工作，甚至把有关事项作为生活制度作出硬性规定，才帮助大家逐渐习惯了外交人员的新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也许觉得这很滑稽可笑吧，但这正是职业革命军人真挚可贵的感情。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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