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当晚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斯大林问这次来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说恐怕要搞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和苏方其他人员都弄不清毛泽东是什么意思，目瞪口呆，贝利亚还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中国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已经决定对中国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便是对一个条款进行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鉴于这种情况，条约问题无法讨论下去了。

毛泽东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谈判，斯大林感到奇怪，认为有他和毛这两位最高领导在，什么都可以决定，还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干什么。

▲ 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斯大林仍只字不提条约问题。第二次会谈后，斯大林常给毛泽东打电话，但仍不提条约之事，而且不再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被冷落了十几天，十分恼火。

恰在这时，英国通讯社见毛泽东在莫斯科十来天没有动静和消息，就散布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使斯大林十分紧张。怎么办？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一个好主意，用毛泽东出面回答记者问题的方式来戳穿谣言。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发表，其中提到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 毛泽东 资料图

令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毛泽东心里最想要的就是条约，为什么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不坚持？斯大林一说否定的话，毛泽东就不再说了。也许是事先没有准备好，也许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向斯大林提不同意见。那么第二次会谈呢？中间有七八天的空闲，为什么不好好准备一篇发言，利用第二次谈判的机会，阐明中方观点，讲清楚道理，说服斯大林？

▲ 师哲

时任翻译的师哲和一些学者写文章说，毛泽东是故意坚持不主动提的。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中方先提出来，好像是有求于苏联，苏联应该主动提这个问题，苏方不主动提就是不诚恳，毛泽东的性格就是不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可毛泽东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忍下去，于是就对苏方人员大发脾气。

▲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大庆典。

不仅如此。其间的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苏方举行庆祝大会。毛泽东的祝辞是苏方翻译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贡献，反响很大，大会气氛很热烈。可据师哲说，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泽东说话，无论斯大林和坐在旁边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博得毛泽东的一丝微笑

▲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蒙古问题发表了长篇讲演，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苏方同毛泽东商定，由中、蒙、苏三方分别发表官方声明予以驳斥。

1月21日，苏、蒙分别以外长名义发表了声明，中国的声明则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斯大林约毛泽东和已经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对中方提出了批评。苏方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新闻总署署长是不能与外长等同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很不高兴。

▲ 周恩来 资料图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拉他们到自己的别墅并设宴款待。在车上，斯大林与师哲谈到要择机去住处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出了其中的意思，不等斯大林把话讲完，就对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之后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像灌了铅。

到了别墅，晚宴的气氛仍然冷清、无聊。为了打破僵局，斯大林自己离开座位打开留声机，请大家听音乐、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请毛泽东上场跳舞，却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不欢而散。

▲ 毛泽东 资料图

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的确不同寻常，他的言行常常出人意外。据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翻译李越然在《中苏外交亲历记》中说，毛泽东向苏方提出，到达莫斯科后下了飞机就走，不要人迎接，也不检阅仪仗队。到莫斯科后，毛泽东不愿住苏方安排的大房间，而看上了李越然住的房间，要与李越然换房。这些当然都不能按毛泽东的想法办。读到诸如此类的故事，人们会增加对毛泽东的了解，感到他的可爱之处。

▲ 斯大林 资料图

有学者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早就对斯大林憋了一肚子意见，抗日战争时全部援助蒋介石，而信不过他毛泽东和中共，甚至打压他，所以见了斯大林情不自禁要发泄。也有学者赞扬毛泽东，说他用这样的办法来表示对斯大林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表现了应有的骨气。

不过笔者有所怀疑：用这种方式搞外交合适不合适？搞外交不能靠使性子，不能靠发脾气，不能靠给人脸色看，不能靠偶然。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来访是很重视的，对毛泽东本人也是很尊重的，在一些问题上是可以听取中方不同意见的，在签约问题上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就是明证。

看来，面对已经领导苏联几十年、长期同美英等大国打交道、很有国际外交经验的斯大林，毛泽东的办法不多，所以诚如师哲所说，毛泽东“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

师哲说，有一次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周恩来一投入这项工作，果然表现非凡。

▲ 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他于1950年1月10日率团动身前往苏联，20日到达莫斯科。随周恩来访苏的伍修权曾回忆：“旅行路程太长，随行人员都觉得十分疲劳困乏，但周总理却一路未露倦容，利用旅行的时间从事紧张的工作，在颠簸的车厢小桌上，起草、批阅和审改许多与这次出访有关的文件材料，还利用电话与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商讨问题。”

到莫斯科后，他一面主持整个代表团的活动，一面又要不断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和研究问题，更要与苏方连续会谈。由于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我国的政策还很不了解，有的抱着怀疑态度；加之苏联仗着大国地位，常常过于强调本国利益，同他们打交道并不是一切顺利的。毛主席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处于第二线，一切都由周总理出面处理。

会谈中既要强调团结友好，努力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又要坚持原则维护本国利益，不为对方单方面意愿左右。周总理以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这一艰巨任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修改、签订，周总理更是倾注了全部心力。

从整个条约的宗旨大纲到每条每款的措辞用语，他不仅亲自一一反复推敲，还组织发动代表团和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一起认真讨论修改，要求人人都对此开动脑筋，贡献力量，尽可能使其准确无误。周总理对我们说，这个条约不仅要适应今天的需要，还要考虑到以后的形势发展，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检验，要对我们的国家负责，维护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出现差错和漏洞。”

在火车上，周恩来还翻阅了一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苏联小说《旅顺口》。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坏，这本书宣扬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实在令人气愤。书中的“英雄人物”拥护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周恩来是带着对《旅顺口》这样的印象到莫斯科的，所以在谈判中他除了把握好当时的中苏友好外，不会不对苏方的错误倾向提高警惕和进行抵制。其实，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次去讲话时，周恩来就说过，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体系，要联合，但不是说没有区别，认为毫无问题，那是盲目乐观。

在与苏方的一系列谈判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才干。例如，据师哲说，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被这一反问弄得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我国东北活动。

看来，周恩来敢于而且善于在斯大林面前提出不同意见，使斯大林难以应付，而不得不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意图。这表现出周恩来善于搞外交的特点。也许，通过诸如此类的事情，斯大林就会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周恩来来莫斯科参加谈判。

条约的第一稿是苏方起草的，周恩来认为不能用，中方的很多意见没有包括进去。后经请示毛泽东，决定我们自己起草一个稿子。师哲说：“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条约全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互助”二字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这不是两个字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含义，表明两国之间是互相帮助而不只是苏方单方面给予中国帮助，从而体现了平等。在苏联一向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下，周恩来的这一高招表现了他的外交智慧，是何等重要。

师哲说：“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两个字将新条约与旧条约区别开来，表现出外交上的善谋。

▲ 周恩来 资料图

师哲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他说：“在那次不欢而散的宴会上，总理虽然也说也笑，甚至也歌也舞，但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步伐和情调，然而又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跃的环境。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笔者认为，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谈判签订条约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离不开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外交家。毛泽东必须请周恩来出来办理他想办的外交。周恩来的重要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 毛泽东与周恩来

不仅是这一次，终其一生，毛泽东在外交方面都离不开周恩来。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谈话喜欢谈大的方向、战略、原则，海阔天空、无拘无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甚至动不动就与对方谈哲学，要求苏联派一位哲学家到中国当大使。当然，方向、战略、原则都是很重要的，外交中谈谈哲学也是很深沉的事情，颇得对方的敬重。但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多边或双边，都有许多实际外交问题需要解决，仅靠方向、战略、原则乃至哲学是不够的。

真正把外交局面打开，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维护我国利益，还得靠对国际事务了如指掌，在外交领域得心应手，既能在宏观上把握战略方向，又能在微观上深入事物机理，而这些都需要兢兢业业的周恩来，带领一批能干的专职外交人员去努力完成。

即使在毛泽东最不喜欢周恩来的时候，他也离不开作为外交家的周恩来。建国后毛泽东对周恩来有过两次严重批评。一次是1956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反冒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以至于迫使周恩来提出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认为周恩来应继续担任总理，而周恩来兼任外长不是长久之计，不再兼任本属正常现象，问题是毛泽东按照“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批示，“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设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直属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要提到书记处讨论。

这实际上就是把国务院的实权收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的很多领导权被剥夺或削弱了，但外交仍然决定由周恩来主管。好在新任外长陈毅一向内心佩服周恩来，两人关系始终很好。

▲ 周恩来 资料图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1973年7月，批评外交部153期《新情况》，毛泽东撇开周恩来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同年11月，毛泽东又听信他人谗言，说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右”了，组织开会对周恩来进行严厉批判。

研究者说，这次毛泽东抓住外交问题批周恩来，是出于林彪叛逃摔死后对周恩来批极“左”心存不满而采取的举措。最后，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他不敢把大权特别是外交权交给别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之流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利用毛泽东的话把周恩来扳倒取而代之，但他们终无胆量也无能耐去插手外交，就是外文也不是说学就能学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尽管毛泽东在一些方面不同意周恩来，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离不开和信任周恩来的，尤其在外交上，他只能依赖周恩来。

为什么毛泽东在外交上要依赖周恩来？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出了内中的奥秘。据翻译李越然在《中苏外交亲历记》中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他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了。赫鲁晓夫问谁是接班人，毛泽东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在谈到周恩来时，毛泽东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毛泽东一生特别是当上最高领导后，恐怕没有说过几次谁比他强的话，却不能不坦诚表示周恩来在外交上比他强。

周恩来是如何在外交上达到这种境界的呢？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周恩来是终身磨一剑。“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实际上不只是“一剑”，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可以说是个全才、通才，而在外交方面，达到了全党全国无人出其右而享誉全世界的地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不但是新中国总理的不二人选，外交部长也非他兼任不可。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外交问题、全球问题都提出过了不起的战略思想，但他不喜欢处理实际外交问题，所以在外交上他总是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不但是公认的伟大政治家，还是公认的伟大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