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4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共出现过四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及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情况。此前三次分别是世纪之交的前三年，即2000年、2001年和2002年。

　　今年未提增速目标与前三次有何区别？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与此前状况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今年是一个超级年份，面对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与此前状况不同，不必进行类比。

　　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今年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发展目标是“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这体现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

　　“这次没有提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要看到无论是保民生、保就业，还是脱贫攻坚，都要有经济增长的支撑。因此，虽然没有直接提GDP的增长目标，但经济增长的内容已经融在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宁吉喆说。

　　此前三次未提出增速目标是何原因？

　　——“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调结构，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刘元春认为，这三年都是特殊年份。其中，2000年和2001年当时的经济环境比较严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

　　彼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处于萧条局面，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一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进行结构调整。2001年中国出现股灾，整体经济形势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记者同时注意到，2001年虽然没有提出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但由于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因此在“十五”计划《纲要》里提出，“十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为7%左右，并指出，这个速度虽然比“九五”实际达到的速度低一点，但仍然是一个较高的速度，由于国际国内都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计划的预期目标要留有余地。

　　事实上，“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年均9.5%，远超当初的预期目标。

　　刘元春认为，制定目标时考虑到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从1997年-2000年期间一直进行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速降到了7%左右，因此，惯性思维认为潜在增长速度就差不多保持在这样的水平。

　　“当时没有人预料到2002年以后经济会出现飞速回升，结构大调整期间对增长速度的预测比较谨慎。”刘元春说。

　　记者查阅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当年发展形势报告写道，“2002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总体上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但在近期某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企业会受到较大冲击。”同时也指出，对于做好今年工作我国具有许多有利条件。

　　2002年是一个变化的关键年份，出现了重要的分界线，“上半年还在讨论通缩问题，下半年就出现了有些过热的状况。”刘元春说。

　　2002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迅猛回升。整个“十五”期间，2002年GDP增速自1997年以来首次回到“9区间”，达到9.1%。随后，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均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分别为10%、10.1%和10.2%。

　　刘元春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入WTO，全球化红利得以释放。同时，经过1997年到2000年的调整，结构性改革出现了很好的成效。此外，工业化进入到一个加速阶段。

　　不提增速目标是否体现了发展思路转换？

　　——“调结构是常态现象，不必理解为特殊年份的举措”

　　在“十五”计划《纲要》中还指出，预期目标留有余地，“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也有利于防止经济过热和重复建设。”2002年，我国还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不设增速目标，提出调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样的变化是否体现了当时发展思路的转换？

　　刘元春认为，中国重点强调“调结构”是从“十一五”以来，但对中国来说，调结构是一个常态现象，不必理解为一些特殊年份的举措。

　　“以2002年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例，当年还引发过一场大讨论，关于我国的工业化是不是能跨越重工业化的阶段。但从实际来看，后期的工业化路径和当初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路径具有很大差别，中国在2003年、2004年的重工业化取向反而更加严重。”

　　因此，刘元春认为，中国作为赶超经济，不像欧美先发国家，受外部技术、市场冲击相对较小，赶超型经济结构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加上中国作为大国，本身情况很复杂，因此，调结构是必要的、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