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察哈尔学会“疫情下如何开展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线上视频研讨会成功举办，针对抗疫期间公共外交面临的文化差异、种族歧视、疫情“政治化”等一系列巨大挑战，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张忠义、研究员王墨、高级研究员成锡忠、阳光七星投资集团主席吴征、高级研究员余熙、高级研究员贺文萍与研究员陈俊侠等专家学者分别从韩国、日本、南亚、美国、武汉与南美、非洲、欧洲等不同视角分享疫情下开展公共外交的经验与挑战。会议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周虎城主持，近两百位听众参与。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周虎城（左上）、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张忠义（右上）、高级研究员成锡忠（左下）、研究员王墨（右下）

　　疫情期间的互相援助是最好的公共外交

　　张忠义首先在发言中介绍了韩国防疫的三个阶段：第一，在本国疫情不严重而中国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主要任务是防止境外输入；第二，在本国疫情严重的情况下防止集团性感染；第三，在疫情得到控制的现在，韩国防疫的主要任务与中国一样主要是防止疫情的逆输入。指出韩国在疫情防防治措施上奉行早隔离、早治疗，这与中国理念是一致的。他表示，在疫情期间，察哈尔学会向韩国政府、国会、企业、学校等组织寄送了慰问信，积极组织对韩援助，在韩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向大邱市提供了10万只口罩和一万套防护服，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肯定和感谢。学会与韩国政府以及相关机构进行交流，了解韩国防疫的需求并通过使馆反馈给中国政府，现在学会还在组织第二次捐赠，大约会有30万只口罩捐赠给韩国的地方政府、大学、教育机构。并强调“通过这次疫情，互相援助本身就是一次最好的公共外交活动。”

　　中日两国要细化公共外交阶层，建立新型公共外交关系，挖掘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

　　王墨结合日本抗疫形势与中日两国共同抗疫的一系列行动，指出日本形势严重，确诊病例不断攀升，势必造成政治形势不乐观，民众对政府极度不满，日本本国权力斗争表面化。中日关系复杂，在疫情下的中日公共外交需要考虑历史特性并结合当前国际关系。她表示，两国公共外交需要挖掘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日本中产阶级众多，因此要促进中间阶层的公共交流，调整旧的中日公共外交形式，从政府主导变为民间交流主导，同时要细化公共外交的阶层，从而建立新型公共外交关系，并且要特别注意两国信息传递的精准性。

　　疫情期间开展公共外交，要提高软实力，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成锡忠在发言中分享了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国为代表的南亚地区防疫特点以及我国支援南亚地区抗疫情况，并就疫情下如何开展公共外交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应该创造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因为仅凭外交部发言人去应对国外的负面舆论是完全不够的。第二，我们要充分重视民间渠道的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我们的智库、研究机构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他们松绑，不要动不动就封杀。第三，关于中国的言论要分清是出自官方，还是出自民间机构，应对办法就是官对官，民对民。此外，在舆论方面不应该总是打被动战，应该想办法争取主动，有时应该主动出击。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余熙（左上）、研究员陈俊侠（右上）、高级研究员贺文萍（左下）、阳光七星投资集团主席吴征（右下）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共外交必有用武之地

　　吴征在武汉封城的第三天建立了抗疫联盟，把全球技术引到中国抗疫过程当中。吴征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中有三大挑战是我们接下来绕不过去的，包括公共卫生的挑战，经济和金融方向的挑战以及政治和整体外交关系上的挑战。“疫情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风浪将会越来越大，我们要未雨绸缪。”吴征说。

　　注重公共外交力量，抢占媒体制高点。

　　余熙首先分享了当前阶段武汉的疫情防控形势，尽管当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解封不等于解防，要继续保持警惕。余熙结合南美洲与我国11个建交囯实例，就中国在南美洲抗疫期间开展公共外交提出建议：面对世界性疫情灾难，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同理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动向世界发声；面对辱华声音要迅速反击、予以澄清，尽力抢占舆论高地，迅速压低敌意声音；对于一些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和媒体人，我们平日既应常常进行和风细雨的交流沟通，帮助其增强对中国的了解，增强对中国人民的友善感情,而不是等到被人开撕以后，才被动还击。

　　疫情与舆情纠缠在一起，更需要做好公共外交工作

　　贺文萍介绍了中非在疫情中的公共外交活动，她表示，非洲疫情传播速度非常快，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没有报告病例并不是代表没有病例，更多的是没有检测手段和条件的原因，因此非洲的疫情情况令人堪忧、潜在风险极大。中国在非洲疫情下的公共外交层面，要注意抢占非洲舆论的市场，要在非洲的舆论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