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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我们为你站岗!
时间:2021-10-06 来源:杨冠群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我为你自豪,我为你欢呼,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歌词唱出了亿万人民对国旗的崇敬和热爱,令人激动。中国的外交人员也许没有站在领奖台上,看五星红旗升起、听国歌高奏的感受,但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场合,为了扞卫国旗的尊严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鲜为人知,但同样体现了豪情满怀和奋不顾身的精神。

  我只能在五星红旗下同他谈话

  从曼谷驱车约45分钟就可以抵达颇负盛名的亚洲理工学院。理工学院是一个培养实用科技人才的研究生院。它虽设在泰国,却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和管理,学生多来自亚太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国际性质,中国同它的关系历来由我驻泰国使馆的亚太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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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理工学院的校园大门,它是一所设立于曼谷的国际性研究生院,海峡两岸均有学生就读于此。

  在该学院里,我海峡两岸均有学生,长期以来台湾学生居多。台湾学生自组了学生会,公然打出“中华民国学生会”的旗号。每年“双十节”,台湾“地下大使馆”的官员都来举行升旗仪式,学院领导也出席。学期之初,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台湾新生也都要手持台旗,招摇过市,到台上亮相。每年校庆,校方组织国际文化节,各国学生各摆具有民族特色的展台,台湾学生不仅在其展台上,甚至把整条马路都挂上台旗。每个台湾学生的宿舍门上也要贴上台湾的旗子。总之,他们无孔不入,千方百计要在整个校园里表现它的存在。有人说,它是台湾在东南亚唯一可以公然挂出其旗子的地方。

  我到任后便去理工学院多次暗访。每当内地学生谈到以上情况,诉说他们在理工学院受到的“窝囊气”时,莫不义愤填膺,要求早日结束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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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座标有AIT(亚洲理工学院)字样的院部大楼里,作者和院长曾发生了一次有关台湾旗子问题的争执。

事先,作者曾多次到院内暗访,了解两岸学生情况,但从未进楼。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大陆学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学院当局希望同我建立关系,但又舍不得台湾每年的50万美元捐款。我们分析了形势,觉得我方政治上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便决心以进促变。

  1988年6月17日,一辆中国大使馆的汽车驶进了校园。缓慢地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只见道路两旁柳枝低垂,随风飘曳。近旁,草坪上南国的奇花异卉怒放。远处,晨雾笼罩的池塘里碧波涟漪。我在此地多年,漂亮的花园见过不少,但哪一个也没有如此开阔恬静。造型优美的建筑和田园般的景色融为一体,尤为难得。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但今天我公务在身,顾不得观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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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子个个刻苦攻读,成绩优良。图为毕业典礼后,作者(左四)同毕业生合影留念。

  车子在一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前停下。下了车,一位身穿黑裙白衣的泰国小姐迎上前来,把我们带进了楼。门内,副院长已守候在那里,陪我们参观了一层大厅的校园模型,然后带领我们上楼。我已来此多次,但今天还是首次踏入这所平时“闲人免进”的院长办公大楼。

  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套着米黄色罩布的长沙发,对着两张单人小沙发,中间有一个玻璃小茶几。引人注目的是,小茶几上有个旗座,上插两面旗帜:一面是理工学院的校旗,另一面是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心里打鼓,来前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接触,主要请校方介绍学生的情况,何须如此正式?此前,院长和校董会主席曾多次邀请中国大使参加该校的活动,都被婉拒,也不派代表参加。双方尚未建立正式关系。

  副院长让我和助手坐在长沙发上,然后前去通报院长。我端坐着,面对轻风飘拂的窗帘,沉思可能发生的一切。

  院长大人驾到。六十开外的年龄,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是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微笑着,远远就伸出手来,相互握手后,交换名片。他和副院长分别在两张小沙发上就座,俨然是双方会谈的架势。

  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称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表示相信:这次会晤是发展双方关系的良好开端。我也客气了一通,顺便重申我是以个人身份前来的。院长提议先看一部分介绍该校的录像,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在工作人员架设录像机的过程,我环视了四墙,忽然看见在我背后的壁炉架上有二十来面小旗紧紧地排成一行。职业的敏感性促使我要看个究竟。我依稀感觉其中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但不敢肯定。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台旗和缅甸国旗十分相似。我请助手也回头辨认一下。他的视力是1.2,不幸,结论是:确是台旗。

  “院长先生,请原谅我的处境,劳驾把后面的那面台湾旗帜拿下来!”

  诺斯院长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

  我也收起了笑容,回答道:“在那面旗帜下,我无法同你继续谈话。”

  “我们是学科技、搞教育的,同政治无关。”他的态度生硬。

  “在我的面前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背后又放了一面台旗,这就是政治。”我也不含糊。

  “这面旗帜长期以来就在这里。台湾向来对理工学院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同大陆发展有好来往,但不能在结交新朋友时,把老朋友丢在一旁,把它的旗帜也撤了。”

  “理工学院过去同台湾是何关系,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如今学院想同大陆建立关系,就应改弦更张。我不能接受两面旗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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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的问题解决后,国务委员宋健访问了AIT。宋健(居中)参观校园后,正同代理院长(联邦德国籍)亲切交谈。

左起第三人为作者。第二人为菲律宾籍的副院长。

  菲律宾籍的副院长看我们刀来枪往,怕最后不好收拾,便出来圆场:“既然杨先生觉得在这里谈话不便,就换一间。隔壁一间蛮好,现在空着。”

  我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了,有违此来的目的,就同意了。搬家时,校方还把小茶几上的两面小旗子挪了过去。

  易地后,双方都有意把气氛缓和一下,后面的谈话便进行得较顺利。会见结束后,院长把我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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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驻泰使馆的亚太处(常驻代表处)同大陆留学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图为作者春节时应邀为留学生题字的情景。

  后来我同诺斯又有多次的交往,包括单独请我吃法餐,进行密谈。他承认,那次交锋使他更加了解中国外交人员在坚持“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坚定态度。

  经过了国内外的持续努力和国际朋友的配合,理工学院的校董会终于通过了台湾改称“中国台北”和接纳大陆校董的决议。根据校董会的决定,诺斯又布告全院师生:除东道国泰国外,以后院内不得悬挂或使用其他国家国旗,学生也不得从事政治活动。从此,那面招风惹雨、显赫一时的旗子就在理工学院销声匿迹了。

  五星红旗岂容玷辱

  1988年4月,一架远航的客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国际机场。巨大的机轮摩擦着跑道时,腾起了两道青烟。飞机继续向前冲去,然后减速,停在候机大楼前。机上下来了二百多名乘客,其中有三名中国人。他们是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有多年,中国的外交人员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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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市区繁华地段即景。当时中印(尼)两国处于断交状态之中。

  先遣队的任务是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以备代表团大队人马到来。我们称得上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好所住旅馆和国际会议的会场是同一座大楼,省却了许多麻烦。我们把旅馆内外整个走了一圈,把哪里是会议厅、秘书处,哪里是服务处、餐厅、商店、娱乐场所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又转到街上,看看周围环境,包括安全警卫和交通秩序的情况。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尤其是,大门前树立了四十多根旗杆,四十多面与会国国旗迎风招展,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一个同中国断交多年的国家,能看到代表祖国尊严和荣誉的五星红旗沐浴在朝阳之中,心情格外舒畅。

  第三天下午四时许,我正和代表团的同志们议事。突然有人敲门,门开处,国际职员蒋先生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劈头就说:“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名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

  我听罢,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一个年轻同志奔下楼去。到了楼前,抬头一看,果然其他四十多面国旗都在,唯独五星红旗不翼而飞。

  我把情况如实向比先遣人员迟来两天的代表团团长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决定马上去找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基勃里亚。我用电话联系,不巧基去印尼外交部了。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先把事件及时通报对会议负全责的联合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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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第44届年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从这座五星级酒店下望,

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与会国的国旗。前排右起第五面正是中国的五星红旗。

  基勃里亚的副手兼大会秘书拉赫曼接见了我们。得知此事后,他也感到十分吃惊。我们分析了情况,一致同意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怎么办?经验丰富的拉赫曼认为,仅是对方外交部还不足以处理此案。此事需提到苏哈托总统那里。总统兼三军司令,只有他才能压得住。根据计划,当晚十时基勃里亚要会见总统。他答应立即同基勃里亚取得联系,请他据理力争,解决此事。临走时,团长表示:可以告诉东道国,如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出席明晨总统主持的大会开幕式。

  整个晚上,我就守候在电话旁。我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是否因个别反华分子的破坏而任务未竟,就要看苏哈托的决断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电视机里咿咿呀呀唱的什么,一句也没有听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仿佛比平时要长好几倍。团长和同志们也来打听,我只好表示“暂无可奉告”。

  12时20分电话铃响,是拉赫曼打来的。他兴高采烈地通知:“见过苏哈托了。总统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证中国国旗立即恢复原状。中国代表团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开幕式。”

  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全团同志一块石头落地。

  次晨,太阳刚刚升起,我就跑去看旗。果然,灿烂的五星红旗又高高地飘扬在旗杆上,迎着金色的朝霞宣告它是不可玷辱的。10时,举行开幕式。国家宫的广场上,五星红旗同各国国旗并列,在疾风中哗啦啦地招展。中国代表昂首阔步走进了国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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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旗被扯事件解决后,中国代表(右一)正昂首挺胸步入会议大厅。

  在其后的若干天里,我们全部精力投入会务工作。中国的声音回响于明亮宽敞的会议大厅,搏得阵阵掌声。招待会也十分成功,来客之踊跃,气氛之热烈,饭菜之丰盛,都不在他人之下。

  其间,忙里偷闲,我们也到街上“认认路”。以找中国饭馆吃饭为由,谢绝了派车,自然也免去了印尼官方派遣的联络员的“陪伴”。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唐人街。世界上的唐人街,我也到过几个,但没有一个如此特别——见不到一块汉字招牌。街上的行人、路边的小贩、屋前游戏的孩子,大多人的长相与当地人不同,肤色也浅一些,大概他们就是华人了。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十分难过,但没有也不方便和他们交谈。每次,这个国家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成为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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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尼当时还处于断交状态之中,但作为东道国,印尼还是按照国际协定平等地对待中国代表团。

图为作者(左)同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右)在东道国招待会上握手的情况。

  最后一天,会议已经闭幕,因未了事宜我又进城一行。我请联络员在路过旧市区时给我指点一下中国大使馆旧址。汽车在拥挤无序的车马之间穿行,显示了驾驶员高超的技术。经过迂回曲折,我们终于来到一座灰黑色的高大围墙前面,墙面已陈旧剥落,显得苍凉,但它昔日的风采仍依稀可见。汽车没有停留,风驰而过,经过它的大门时,仿佛传来20年前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时嘈杂的喊叫声、敲打声和爆裂声。在那次事件中,五星红旗也被扯了下来。我问联络员这个大院现在做什么用。他笑了笑,冷冷地回答:“长途汽车的停车场!”

  飞机在跑道上迅奔,然后拔地而起。几分钟后,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便消失在云层之下。回首在这里的十来天,过得还是比较愉快。只是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国旗事件,但由于当局的妥善处理而得到较快解决。当时我就相信,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阴云终将过去,传统友谊将恢复,到时如果还有机会重访这个“千岛之国”,迎接我们的定是一片晴空。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