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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忘的出访
时间:2021-02-18 来源:马保奉

  作者简介

  马保奉 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入外交部礼宾司;长期参与驻华使馆管理、国宾接待、我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礼宾工作;其间,曾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供职。历任秘书、副处长、领事、政务参赞。

  在40多年的外交工作生涯中,我曾以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的身份参加过多次领导人出访活动,其中以1978年8月随同中国领导人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三国最令人难忘,因为这次出访过程中发生了多次受伤事故。

  代表团出国访问,偶然发生受伤事故,过去也有过,可是都没有这次集中、扎眼,所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仍然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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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陪同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全国政协副主席赵紫阳、外交部长黄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等。全团共80余人,动用了两架专机。

  我们外交部礼宾司有3人参加了该团的出访服务工作。副司长刘华,负责华国锋的活动;处长唐龙彬,负责纪登奎等陪同人员的活动;作为科员的我,主要负责行李、礼品等具体工作。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由于长期以来我大型高级代表团出访活动不多,积累的经验不足,加之准备工作不严密,导致在此次出访活动中,一连发生了几起事故,给代表团造成了意外的麻烦。

  好在这些事故不很严重,损失也不大,没有影响到代表团的整体活动,但作为礼宾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对做好秘书工作也有一定的教育和鉴戒意义。

  第一次受伤事故

  访问的头一站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当时的东欧各国中情况比较特殊,在中苏大论战中,罗同我国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其领导人多次访华。

  华国锋这次出访,是两国历史上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访罗,因而罗方接待十分隆重,比如在机场不仅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还举行欢送仪式。正是在举行欢送仪式时,发生了第一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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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中山公园参加联欢活动。

  8月21日,代表团访罗结束,离开布加勒斯特飞往贝尔格莱德。罗方的欢送仪式也很隆重,华国锋要检阅仪仗队、接受献花,并与罗领导人在飞机舷梯前握手告别。按罗方礼宾安排,中方主要陪同人员需提前到达机场,在指定位置列队。纪登奎等中方要人提前10分钟到达机场,在罗方礼宾官引导下,穿过候机楼进入机场欢送广场。

  当时,罗方送行的高官及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早已在停机坪上排好了队伍。纪登奎等可能由于时间有些紧张,在候机大楼前下汽车后,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按顺序,纪登奎、赵紫阳、黄华先后推开候机大楼的玻璃钢大门,顺利进入大楼,而张副主任稍微慢了一步,登上台阶时加快了步伐,想尽可能赶上前边的人。

  可能因为年纪大,视力不太好,没有看清楚擦得锃亮的透明玻璃门,只听“砰”的一声,他一头撞在门上,差一点没栽倒。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请医生来处理。张副主任是军人出身,纪律性强,当有人上前关切地问情况时,他说了声“不碍事”,就跟随大家到停机坪排队去了。

  中方人员排在罗方送行官员的队尾。只见罗方高官个个衣冠楚楚,相互之间低声交谈着。他们看见中方代表团陪同人员进场,自然而然把目光投过来,其中有些熟人,还过来握手问好。

  中方队伍中张副主任排在第四位,即在黄华外长之后、余湛副外长之前。这时,他眉头上的紫血包已经鼓起来了,很引人注目。但不论中方还是罗方人员,都出于礼貌和同情,并无人故意向他张望。也许是在如此隆重场合,大家不会注意这类小事。张副主任站在那里,肯定是努力克制着疼痛,而脸上却表现得很平静。

  不一会儿,华国锋由齐奥塞斯库陪同来到停机坪,机场上欢声雷动,锣鼓齐鸣。仪式完毕,双方握手、告别、登机,张副主任总算在仪式上坚持下来了。

  上了飞机,机上有我随团医生,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离开布加勒斯特,中国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访问。这两个国家的首都距离不远,飞行不到一小时就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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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左)与铁托总统握手

  南斯拉夫是代表团此次出访活动的重点。铁托总统亲自到机场欢迎,仪式十分隆重,给予华国锋以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鸣礼炮21响,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等。张副主任作为主要陪同人员之一,在欢迎仪式上总算坚持下来了,但下午中南双方的首次正式会谈,却因头部受伤未能参加。以后几天,他的伤势逐渐好转,基本没影响正常的访问活动。

  “环岛游”出现两起事故

  继张副主任受伤之后,在南斯拉夫访问的过程中,又接连发生两起事故,给代表团的访问增添了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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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上曾经名噪一时的布里俄尼岛

  这两起事故几乎同时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现属克罗地亚)上。8月28日,访南活动即将结束,中南双方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结束性会谈,南方特意安排在布岛举行,为的是让中方紧张的访南日程稍微松弛一下。

  布里俄尼岛在亚得里亚海北部,与意大利的威尼斯隔海相望,东距南斯拉夫本土仅有十多公里。从小岛遥望本土,只见岸边教堂建筑物的尖顶和其他高大楼房,似乎是飘在水上。小岛面积不大,但是郁郁葱葱、空气清新、秀丽迷人,铁托总统的别墅就在岛上。访问的最后一天铁托总统邀请中国客人来此休息,是对中方客人的特殊关照。

  既然是休息,除了一小时的象征性会谈外,没有任何正式活动。南方为中国客人开放了健身房、电影院,既可去室内游泳池,也可下海游泳,或者绕岛散步。

  主人考虑得很周到,每幢楼前还配备了数辆自行车,供散步者骑用。环岛一周,步行需40分钟;骑车大约20分钟。谁也没有想到,骑车绕岛竟发生了两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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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翻译小杨同我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商量好,骑车绕岛观光。骑自行车对我们中国同胞来说,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寻常事了。于是我们每人从楼前各自推上一辆自行车上路。这里的自行车均是小轮的坤车,都是脚踩倒闸。我们上了车,慢悠悠沿着沥青路前行。开始道路是平坦的,顺着山坡转,不一会儿,路就有点坡度了,有上坡,也有下坡,坡度不大,但下坡仍可省些力气。

  我平日在部里上下班均骑车,所以不管上坡、下坡都较自如,而小杨虽然平时会骑车,但并不经常骑,更主要的是,他不习惯那种脚踩倒闸坤车。总之,他下坡是越骑越快。

  正好这时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见小杨的自行车有些失控,便在十多米外把吉普车停在路边。我看小杨的车一直向前冲,很着急,一面踩倒闸刹住自己的车,一面向他喊: “踩倒闸!踩倒闸!”

  但是小杨已经来不及了,他连人带车撞在已经停下的吉普车保险杠上。我赶紧放下我的自行车,跑去拉他。吉普车上一位军官模样的南斯拉夫军人也立刻下车,前来救助。我们把小杨扶起。还好,小杨马上站起来了,伸伸胳膊和腿,似乎都没大问题。

  “碰到哪里了?”我问。

  “好像是腿的下部碰到汽车保险杠了。”说着,小杨挽起一只裤脚,只见一条腿的中部擦伤一块皮。他再次用那条受伤的腿,踏地面走动了两步,觉得没啥事。那位南军官在旁边看着,神色颇为紧张。由于我们不懂塞语,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没问题,就让那吉普车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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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北京东单上班的自行车人流。

  我们放弃了环岛观光,推着自行车回到楼前。我估计,我们二人从出发到返回,至多不超过一刻钟。当我们把自行车放回原处,正准备上楼回房间时,看到黄华外长的秘书老谈,急急忙忙往楼里走,还用手捂着左眼,手上似有血迹。我赶忙走过去,问:“老谈,你怎么了?”

  “骑自行车下坡撞在树上了。”他放慢脚步,用另一只手指指受伤的左眼眉毛的上部。

  “今天这么不顺!小杨刚才也碰了一下子。”我说。这时,小杨也走过来。

  “他们的自行车都是脚闸,咱们不习惯。”老谈继续说。

  我看到老谈受伤的部位还在往外浸血,他用手绢捂着,手绢已经红了。看样子,他比小杨伤得还重。

  这时楼下聚拢起好几位中国同志,一面帮着搀扶老谈上楼,一面询问有关情况。不知什么时候纪登奎也来了。他得知有两人因骑车受伤的事后,见我是礼宾司的,便吩咐说:“你赶快要一辆汽车,绕岛看看,凡是我们的人,一律不准再骑自行车了!”

  我受命坐车绕了一圈,还好未再发现有我人员骑车。在餐厅里有关领导再次向全团重申,不准骑车游岛。

  完成纪登奎交代的任务,并向礼宾司的领导做了汇报后,我回到房间。我看到小杨安静地躺在床上看书,心里想,小杨的腿伤可能不太严重,我问:“怎么样?还疼不疼?”

  “有些疼。”他说着,再次把受伤部位给我看,红肿得更厉害了。

  “要不要请随团大夫看一看?”我建议说。

  “没伤着骨头。算了!能有什么特效药?”

  晚饭时,他说不想下楼吃饭了。我吃完晚饭,特意向服务员要了一份面包、蛋、肉等食品,带给小杨。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小杨下床走路有些不便。早饭后一瘸一拐,费力走下了楼。我因为有押运行李的任务,也顾不上照料他了。

  我是在飞德黑兰的飞机上看到老谈的。他头上戴着一顶便帽,左眼及眉毛部位包着纱布。他受伤后,被送往南斯拉夫本土一家医院,在那里做了缝合手术并留院治疗,直到第二天早晨代表团快要离开时才出院上飞机的。

  匆忙而紧张的伊朗之行

  访问的第三站是西亚国家伊朗。

  1978年上半年,伊朗的局势已经相当不稳,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宗教领袖霍梅尼鼓动下的群众罢工罢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8月的德黑兰已相当混乱。在我们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一天,接到报告说,德黑兰一家电影院发生爆炸。纪登奎召集代表团开会,讨论是否按原计划访伊,结论是原计划不变。纪说:“到德黑兰,我们要做好挨西红柿和臭鸡蛋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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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访问伊朗

  伊方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还是高度重视的,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安保措施。当我们的专机进入伊朗领空后,伊空军战斗机在预定航线上实施空中搜索。事先,伊方还曾建议,给我方专机护航,被我方婉拒,而在预定航线上搜索空中目标,则是对方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安排的。

  下飞机以后,机场的安保措施更为严密,即使是中方人员,也必须按规定的地点停留、行走。

  华国锋则由机场乘直升机直接去王宫下榻处;代表团的车队以纪登奎为首。从机场到国王纪念广场,虽有万余群众夹道欢迎,但都是王室成员和可靠人员,其中不少穿统一制服的青少年,据说那是王家童子军。

  按原计划,华国锋将参观王家大理石宫。后来出于安全考虑,改由纪登奎代表前往参观。当纪一行到达参观地点时,竟然大门紧闭,不见一人。伊方陪同官员联系了约半小时,才有人前来开门。纪一行草草走了一圈,就回宾馆了。

  中国代表团访问伊朗回国不久,巴列维国王就被赶下台而流亡国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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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5月,华国锋主席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日成主席陪同下走下敞篷汽车,来到群众当中。

  我不想评说华国锋这次访问在政治上的得失。只想从礼宾服务工作的角度,回忆一下此次访问中发生的这几件事,探讨怎样做好出国访问组织工作。无疑,这次出访中出现的事故和应汲取的教训都是深刻的。

  外事活动无小事,外交工作必须细心谨慎,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出访活动,必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精心把握、精心处理,务求万无一失,防止因一时的大意和疏漏而造成事故。

  一旦发生问题,轻则影响代表团的工作安排和形成,重则造成难以挽回的国际影响,损害国家形象。对此,从事外事秘书工作的同志必须高度重视,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