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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权大使在“五七”干校
时间:2021-03-23 来源:张兵
   

  王国权,1911年12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35年入党。他早年参加革命,曾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省军区政委。

  1956年调到外交部,开始了为期22年的外交生涯,先后出任中国驻东德、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四国大使,并在任驻波兰大使期间,兼任中美华沙会谈中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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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王国权大使(前左)检阅波兰仪仗队。

  1970年至1973年,担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并作为周恩来的特使,赴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1978年调民政部任副部长,后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委和外委会工作。1988年离休。

  1996年12月24日,时值王国权85岁寿诞,我去看望并向他表示祝贺。王国权挥毫送给我一条幅——“忘年之交”。我手捧条幅,感动不已。27年前,在长白山下的荒原上和洣江边的茶园里共同劳动、生活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于是,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算是对王国权在干校生活的佐证。

  问一句答一句的老同志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外交部立即响应和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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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组在栖河干校合影。后排左一为马毓真,后排右一为杜攻,右二为王国权。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前排右二为王进。

  1969年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外交部在黑龙江五常建立干校。5月6日,外交部几百人扛着“外交部321五七干校”的校旗,搭上列车。

  姬鹏飞副部长和军代表韩立业等人到北京车站送行,并反复告诫干校筹备小组的年轻同志:“一定要注意同志们的人身安全,特别是老同志。要踏踏实实干,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先按500人安排……”我们把部领导的嘱咐牢记在心,浩浩荡荡向东北进发。

  筹备小组成员中,就有王国权,但因行前太匆忙,大家没来得及碰头。我虽然不认识王国权,但对他的事迹已早有耳闻。可万万没有想到,一位有名望的老人竟是那样平易和善,一副学者风度。

  在列车上,我小心地试着与他搭讪,他显得很拘谨,问一句答一句。我知道,作为“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第一批下放的大使之一,他尚不知道此次下放会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我对他投笔从戎,在晋察冀抗战8年,做过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后调外交部,曾出任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华沙谈判代表等传奇往事,还是敬重不已。

  通过交谈,我知道那时他已58岁,比我的年龄大一倍。我深知照顾好这些老同志的意义,也更感到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

  考验考验“当权派”

  外交部“五七”干校的校部设在五常县太平村林场场部。与其说是场部,不如说是大车店。原林场伐木工人早出晚归,人和牲畜都在那儿歇脚,一排简易房就是他们的住处。

  我们把西屋改做仓库,东屋住人,中间是厨房。把东屋原来的对面炕做了点小改动,用秫秸抹上泥做墙,将南炕一分为二。里面的小间做医务室,我和两位女医生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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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在新盖好的茅屋前合影留念。左一为队长单炳钧,左二为本文作者。右三为黄士莉,右五为戴眼镜的金桂华。

  南北大炕能睡20多人,司机、厨师、会计、保管员和校部的同志都挤在那儿。炕上面铺稻草,再铺上炕席,离锅台近的一头炕很热,离得越远温度越低,所以里屋的女同志比较“凉快”。

  厨师二愣子(大家都这么叫他,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是从钓鱼台国宾馆来的,是先遣组成员之一。我陪王国权等同志后到,二愣子很“热情”,主动将他的中间铺位让给王国权。王国权很高兴,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感谢。

  但睡了两天,老人总摸后腰。我们问他怎么了,他也说不清,好像稻草里有什么东西在咬自己。我们掀开稻草一看,原来炕上的一块土坯塌了,热气从缝隙里蹿上来,烘烤着老人的后腰。我们问二愣子怎么回事,他不好意思地承认,是他使坏,想考验考验“当权派”。“不打不成交”,从此,这一老一小成了好朋友。

  “我也要挑水”

  我当时在干校筹备小组负责政工、宣传方面的工作。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搞了不少脱离实际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向贫下中农学习,不睡懒觉”,要求校部同志早晨四五点钟起床,除学习《毛泽东选集》外,轮流为食堂挑水。

  当时干校里有相当一部分工勤同志,其中少数人想不通,就说:“小心你们要犯路线错误。为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们干?我们来自农村,从小就干农活,用不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当官的、知识分子、夫人们才最需要锻炼。”面对这些言论,我不加分析地提出了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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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跃在地头田间。

  有一天早晨,我们照例去挑水,但厨师说王国权已把水桶挑走了。我们赶快撵出去,在井台阻住了他,但他说:“你们天天挑水,让我看热闹!我也要挑水,锻炼锻炼嘛!”我们怎么说他也不听,无奈,只好每桶装一半水,让他试试。

  快60岁的人了,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且长期在国外工作,哪里会挑水?走了一段,险些摔倒,我们立即抢过来。从此,干校立了规矩:50岁以上的人不挑水,可以扫院子。找到了新工作,王国权才安心了。

  下连队

  1969年7月27日,雨天,校部成员借邻居一间空房开会。徐晃夹着小板凳,端着水杯,还拿着一个笔记本,摇摇晃晃地走在田埂上。一不小心,摔倒了。大家闻讯赶过去,七手八脚将他送往当地医院,后又转送北京。一年多以后,方能下地走动。

  就在徐晃摔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校部的同志在政工组开会,至23时方散,回到住处时灯都熄了。王国权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被地上的鞋子绊了一跤,所幸未摔伤。

  校部的几个年轻人慌了。想到部里一再嘱咐注意同志们的安全,结果还是摔伤了徐晃,可不能再出第二个徐晃了。于是,便新立了一条规矩:不许老同志干累活、危险的活。可是,当时在东北干校不是开荒,就是挑水、劈柴、养猪、种菜,哪有轻活?后来,想了个办法,让老同志下连队,帮连里出主意、想点子。

  校部离连队都不近,6个连队分布在距校部一二十里的6个自然屯:一连下辖地区业务司,二连下辖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三连下辖钓鱼台国宾馆,四连下辖外交人员服务局,五连下辖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六连下辖外交学院。

  王国权是快60岁的人,没有车,走那么远的路,也太辛苦了,怕他路上出危险,便派年轻同志陪他下去。为此,王国权总觉得干校对他照顾太多,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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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7日,石午山、王炳章和本文作者在后丘看青。

  那时,我们都到离干校不远的小河沟里洗衣服,但坡陡路滑,年岁大一些的同志去那里很不方便,我便偷偷地帮王国权洗过两次衣服。想不到,这件小事竟让他终生不忘。

  1997年9月我去探望王国权时,他送给我一本《王国权回忆录》,其中有一章写“五七”干校的生活,文中提到了这件小事:“……后来才知道是一位叫张兵的女同志洗的,她那时还是干校的负责人之一。从这件事情,我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狂热,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味响应的,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在内。恶势力终将一天天地被觉醒了的人民识破和扫除。”

  撤校中的“稳定剂”

  到干校不久,我们先是发现了可耕地面积大大缩水,无法机耕,劳动强度过大。接着,又是中苏边境吃紧,经常有敌特的枪声和信号弹,同志们的人身安全和外交部特有的保密问题显现出来。

  还有一点,那就是个别同志出现了关节肿大,疼痛难忍。经分析,可能是水有问题。于是,将饮用水标本送回北京化验,结果发现许多化学指标不合格,且严重缺碘,极易患甲状腺肿。部里得知上述情况后,经认真研究,决定撤销东北321干校,全校迁到湖南。

  消息刚传出时,各连队反应不一。有的附属单位连队担心将他们甩在东北不管,怕只撤外交部本部的人,要求回京向外交部和本单位面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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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湖南干校部分领导成员。右起:肖玉华、刘华秋、王国权、陆肖珍、孙文质、张兵(作者)、屠孝顺、 孙振华。

  为了做好连队的稳定工作,我们又“搬出”了德高望重的王国权,陪他到几个连队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王国权以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谈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在治军中的重要性,并以筹备小组的名义担保,外交部绝不会丢下附属单位的同志不管。但仍有个别人不听劝阻,偷偷跑回北京告状。

  后来情况明朗了,外交部决定,除外交人员服务局和外交学院连队暂回北京,另考虑干校地点外,余者都转到湖南干校,根本没有甩下不管之说。一场撤校风波才算平息。

  风尘仆仆下湖南

  从东北五常干校撤回北京的途中,大家还去了一趟柳河“五七”干校考察、学习。王国权是学习考察团的团长。因为当时黑龙江省已建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是王国权的老部下。在那个年代,能去柳河取经,也是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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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11日,一趟北京至长沙的专列载着外交部1200多名干部及其家属,从北京出发,于次日抵达长沙,几乎租用了长沙全部省级招待所及其车辆。

  我于大队人马抵达前一周,陪同王国权等先期到那里。其实更早的先遣组早已在那儿忙碌起来。一天早晨,我们几个听说,湖南有一种特色小吃———炸臭豆腐,便邀王国权一块去品尝,当然是要他请客。但找了好几家,都说现在不炸了,无奈只好去吃油条,这使大家很扫兴。一直到几年后离开湖南,始终没尝过这种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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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学员建设的大礼堂屋顶已垮塌

  在长沙必须小住几日,一是蚂蚁搬家似的速度不能快,更何况拖家带口;二是为那朝思暮想的韶山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时机岂能错过。

  校部领导去拜访湖南省革委会的负责人,请他们尽力相助,他们可是全国第一批建立省级“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总算没出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一辆从车站开往某招待所的大客车翻了,幸好没有人员伤亡,算是有惊无险。

  我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被临时安排在驻外使领馆连,长途的奔波,孩子极度疲惫。幸好有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轮流背着他,才没有掉队。接着,便是从长沙转醴陵,从醴陵经攸县到虎踞山“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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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东德的王国权夫妇

  在湖南时,王国权已被正式“三结合”到干校领导小组中,我们通常叫他王副校长(校长是年轻一点的屠孝顺)。

  有一次,王国权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几个校部的年轻同志说,湖南干校不同于东北干校:

  一、它是带着清查“516”的政治任务下去的,搞得好与不好事关全局。

  二、它的前身是一所劳改农场,经营着1200亩茶园,劳动的技术含量颇高。接管后,如果生产上不去,会被人耻笑为不如劳改犯,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三、干校所有成员都是去安家落户的,大部分家属随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也非易事。一辆专列可以把1200人拉到湖南,但一辆专列载不动这三副重担啊!

  听后,我们都感到此行非同一般,担子确实不轻!但又想,这回有老同志站出来撑腰,总比我们一帮年轻人瞎折腾心里更有底。

  送雨具的老人

  1970年三伏天,干校所在地一直不下雨。白天,高温烘烤着茶树,茶树的叶子由绿变黄,进而转为像烧焦了的红色,一碰就掉。大家的心也像被灼烤着一样难受。

  同志们望着干枯的茶树,实在看不下去,便甩开膀子挑水,用脸盆细心地浇灌那些幼小的茶树,再用草帽、雨衣为它们遮阳,反正,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然而,这对偌大的茶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样持续了一周左右,终于下雨了。同志们哪里还坐得住,每天都跑进茶园观察,见一片片绿芽冒出来,且越长越胖,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到第三天,仍不放晴,大家便向校部生产组提出冒雨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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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校部分工,当时我管生产组,但对生产一窍不通。幸有两位专家帮我出谋划策:一位是董学林,进入外交部以前是湖南省主管工业的领导;另一位是冯玉秋,进入外交部以前在湖南农学院工作。

  我们研究后,同意了连队的要求。于是,在千亩茶园的各个山丘上,飘起了一面面鲜艳的连旗,一场冒雨采茶的大会战就这样打响了。也许是人和茶一样渴望雨水,许多人甩掉了雨衣,男同志连上衣也不穿,任凭雨水从脸上、脖子上往下流淌。

  王国权在校部坐不住了,他把校部专案组同志们的雨衣搜罗了五六件,自己撑一把雨伞,趔趄着来到茶园。看谁没穿雨衣,就塞给谁一件。雨衣发完了,他还不肯走,非要和大家一块采茶不可。

  大家怎么劝也没有用,忽然有人说:“王大使,您去和食堂说说,给我们烧点儿姜汤吧!”这个提议果然奏效。中午,大家到食堂时,老人家正守在姜汤桶边,亲手为大家盛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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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叱咤风云的外交官悠然于洣江上。撑篙的是原湖南领导干部,后调外交部亚洲司任副司长的董学林。

  1970年7月22日,校部炊事员焦其利因病去世,好几个连队也有重病号出现。对此,校部很担心,便派王国权和营连干部一块去看望病号,同时走访了几个连队食堂,要求炊事班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吃好。王国权还特别提醒,注意食堂卫生,决不能出现食物中毒。这一警钟敲得及时,湖南干校办校三年,十多个食堂未出现过一起食物中毒事件。

  干校生产特别忙,司机、厨师原来都穿自己带来的衣服,但很快就又脏又破,其他人员的衣服破损也非常严重,自己又无暇缝补。有人建议校部买几台缝纫机,让女同志帮助做点围裙、套袖之类的东西,发给司机和厨师,还可帮大家缝缝“穷”。

  主意有了,但干校无法开支。王国权便主动拿出自己的钱,买了三台缝纫机。事后才知道,“文革”初期,王国权夫妇在波兰使馆时,已额外交了1万元党费。回国后,造反派抄家,又没收了1万元,名曰“交党费”。就这样,两人在国外辛辛苦苦攒下的2万多元几乎被扫光,他们手头并不宽裕。

  王国权还时不时地接济一些家庭困难的工勤同志。1972年,王国权去澳大利亚赴任途经香港时,手上戴的表还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同志们劝他买一块新的,但手里没有钱,只好向亚贸公司赊账。

  老夫老妻

  王国权和常玉林虽然都去了湖南干校,但并不住在一块。王国权住在校部,常玉林住在五连,相距两三里路。原来马毓真是五连指导员,华光是五连副指导员,后因华光同张海峰一起出国,五连副指导员就由常玉林接任。

  她常去校部开会、办事,一个人沿着茶园的小路走。当校部的二层小楼出现在面前时,她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快活。王国权也经常下连队,校部也常常让他去五连了解情况,刚好公私兼顾。

  他们夫妇与干校的领导和广大学员相处得很好,不管这些人过去是“当权派”还是造反派。这么一来,夫妻两人的精神也振奋多了,常常有说有笑,感到很满足,很幸运。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对老牛郎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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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本文作者(左)与王国权夫人常玉林在北京合影。

  后来,校部考虑到王国权年纪大了,身边最好有人照顾,便把常玉林从五连调到校部,同杨清华一起查领导干部的一些案子。当然,校部也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一对老夫老妻终于可以朝夕相聚了。

  记得有一天,雨下得特别大,王国权去醴陵办事,常玉林一人在家。雨水倒灌进屋,脸盆、鞋等都漂了起来。我和刘静茹闻讯赶紧去“救灾”,先将门口用砖垒高了,再用泥糊上,然后才将屋内的水一盆一盆地淘出去,常玉林当晚只好睡在隔壁女同志宿舍里。

  第二天王国权回来,才知道家里“遭灾”了,他不但不着急,还跑来找我开玩笑说:“小张啊,你们昨天‘英雄’了一回,我来谢谢你们。”看到老夫老妻恩恩爱爱、幸福的样子,大家的心头也都暖洋洋的。

  关心年轻人入党

  干校整风前后,许多年轻人要求入党。当时在校部的孙振华、肖玉华和我五六位同志都想入党。王国权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关心。

  1970年9月下旬,王国权就与我长谈过一次,主要是端正我的入党动机和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当时,按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已开始在干校发展新党员。可我怕人家说入党是为了当官,而迟迟不敢递交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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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王国权(左三)陪同张闻天(中)在华沙参观。

  谈话后不久,王国权就接到调令,是周恩来点名要他回京。校部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大家都舍不得他走。9月底,常玉林和校部的刘华秋等几位同志一起送王国权到长沙。

  在王国权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常常给他写信,汇报我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他每次都给我复信,嘱咐我认真学习,踏实工作,不骄不躁,要经得起党的考验。我像上了发条一样,增加了信心和力量。想想自己的入党经历,每一步都渗透着一个老党员的心血,这使我终生难忘。

  吃烤鸭风波

  1970年初夏,外交部设在湖南、江西、湖北和山西四所干校的部分负责人回京开会。

  一天下午,他们去车站接从湖北干校归来的曾涛,并想请他出面,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但曾涛太累了,没有去。于是,在京的几位同志同从干校回来的刘华秋、王建章、张志学等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朋友间的聚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万万没有想到,竟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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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十几个人要了一个包间,点菜吃了起来。刚从干校回来,嘴馋是情理之中的事。大家也顾不得礼仪,沾满灰尘的帽子未摘,高卷的裤脚未放,衣襟上的泥点清晰可见。

  这样一群狼吞虎咽的人,怎么还自称是外交部的干部,外交官哪会是这副模样?烤鸭店的保卫人员产生了怀疑,便一个电话打到外交部保卫处。

  为慎重起见,外交部保卫处派了一位同志,亲自到烤鸭店察看。这位同志弄明情况后,告诉烤鸭店的工作人员,他们确是外交部干部,是几位干校的负责人回北京开会的。事情清楚了,原来是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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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5月,几个干校的部分成员又回北京开会,大概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谁也不想去吃烤鸭了。偏偏有一天,王国权的夫人常玉林打来电话,说老王要请从湖南干校回来的刘华秋夫妇、张兵夫妇等几位同志吃烤鸭。大家听了,心有余悸,纷纷说免了吧。但常玉林坚持说,老王已请他的好友翟荫堂(钓鱼台国宾馆负责人)在王府井烤鸭店作了安排。

  王国权当时是对外友协会长,常在那家烤鸭店请客,不会有问题。这样,我们才放心地去了。这次我们都比较注意,尽量穿得干净、整洁。我们被安排在一个雅间,服务也是一流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北京烤鸭。这次没有人怀疑我们是骗子了,因为有王国权等领导在场。看来,吃烤鸭的风波只能说是历史的误会吧。


  作者简介

  张兵,退休外交官。1966年入外交部,1976年进入外交部美大司,曾在中国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总领事馆常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