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家忠，1936年生，天津人。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越南是我国南疆重要邻国。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我先后4次被派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任二秘、政务参赞和大使，目睹了中越关系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我国外交队伍的发展壮大。

　　建馆伊始

　　1950年1月18日，中国与越南建交，成为第一个与越南建交的国家。当时越南尚处于抗法战争时期，越方虽在北京建立了大使馆，派出了大使，但越南党政领导机构都转移到了越北战区，一时没有条件在那里设立外国外交代表机构。

1950-1954年，中国赴越南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

　　就在中越建交半个月后，越南的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要求中国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援助。中央研究决定给予帮助和支持，选调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罗贵波为联络代表赴越南工作，沟通两党之间的关系。从此，罗贵波就担任了中国顾问团团长。

　　1954年7月，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签订，越南的抗法战争宣告胜利，但一时越南领导人尚未迁回首都河内。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命罗贵波为我国首任驻越南大使，并指出，要立即在越北山区建立大使馆。就这样，罗贵波于当年9月11日在越北山区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10月1日，罗贵波就在中国大使馆的茅草棚馆舍内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办公楼

　　10月中旬，罗贵波和使馆人员离开越北山区，进驻越南首都河内。越南外交部礼宾司表示，准备把河内原阿贝萨露（Abeirt Sarraut）中学的校舍提供给中国大使馆使用。阿贝萨露曾任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和法国殖民地事务部部长，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这所学校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学校的建筑宽敞、气派，但罗贵波接受越方建议，把坐落在黄耀街42号越南封建王朝原驻北部大臣黄仲夫的官邸，作为中国大使馆的馆址。

　　建馆后，使馆的对外活动逐渐走上正轨，但胡志明和越南其他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仍保留着抗法时期同中国顾问团的往来方式，不习惯正式的外交形式和礼节。听老同志说，一次，罗贵波在大使馆宴请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步行来到大使馆门前，彼此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最后只得一起走进大使馆。

1950年，北越根据地：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还有一次，在1955年的一个黄昏，大使馆的同志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胡志明的秘书武期从旁门走了进来。

　　他告诉大家：“胡主席来了。”罗贵波闻讯赶忙出来迎接。胡志明则说：“没什么事，只是出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

　　罗贵波说：“河内刚刚接管，情况还比较复杂，希望胡主席多加保重。”并表示如有事自己可随时前去主席府。

　　胡志明回答说：“没关系。”就这样，坚持不让大使馆派车送他，自己徒步走出了大使馆。

　　大使馆的艰苦条件

　　大使馆占地2万多平方米，共有1栋办公楼、7栋小楼和1个两层电影厅，电影厅的楼下是食堂。大使馆正门前是一个小公园，地理位置适中，环境静雅。后门对面有一栋二层楼，是大使官邸。

我（右）与同事在大使馆前合影

　　1965年春，我第一次到大使馆工作。当时全馆共约五六十人，第一印象就是居住条件十分拥挤，除参赞和一秘外，其他人员一律住集体宿舍，一般是两三个人一间房。

　　第一天我被安排与一位三秘和一位会计同住一个房间，但我爱讲梦话，搞得两位同志都没睡好。第二天便搬到了一个最小的单人房间。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墙壁外面是越南某机关的猪圈，喂猪的泔水和猪粪早已把墙壁浸染，所以我的房间整天都能闻到猪粪的气味。

五六十年代越南普通民众的房屋

　　大使馆的办公条件也很差。我被分配到研究室（现在称为政治处），办公在一栋平房里，没有空调，我的头顶上有一个悬挂的电扇，始终不停地旋转，吹得脑袋发胀。由于蚊子过多，椅子底下还要放上一盘蚊香，点燃后散发出的“666”药粉气味，很是刺鼻。此外，因为气候潮湿，墙壁还经常“出汗”，冒出水珠。

　　河内的气温很高，湿度也很大，衣服很容易发霉。奇怪的是白色衣服的霉点是黑的，黑色衣服的霉点却是白的。白蚂蚁也很猖狂，许多木质桌椅都被白蚂蚁咬空，遇有下雨前的闷热天气，长翅膀的白蚂蚁还会在房间里乱飞，很是扰人。

　　越南抗美战争期间，各方面商品供应都很缺乏。河内有一个专为外交使团提供肉、蛋等食品的特供商店，但无法满足需求，大使馆只能派人到广西凭祥采购。一次，大使馆派我到凭祥运回100只活鸡，圈在大使馆院内喂养。每逢有宴请活动，便杀掉几只，用完了再去凭祥。

八十年代的越南河内街景

　　20世纪80年代初期，越南的经济十分困难，当地供应给外交使团的大米和面粉多有霉味儿。一次，管理员从曼谷买回一袋泰国大米，当天晚上就给大家“改善”了一餐。人们还没走进食堂，便闻到了扑面而来的米饭香气。事后炊事员说，那一次下锅的大米比平时整整多了一倍。

　　在“大锅饭”时期，大使馆的伙食是地地道道的大锅饭，比如鸡蛋汤，就放在一个铝制大桶里，任凭大家去打捞蛋花。调皮的小伙子为多捞一些鸡蛋，还编了几句顺口溜，作为经验到处宣传：“勺子要沉底，轻轻往上提；心中不要慌，一慌全是汤。”

　　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大家仍是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没有怨言，也没人叫苦。

　　炮火下的中国大使馆

　　1965年上半年，美国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开始对河内和越南北方其他城市进行轰炸。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河内主要街道都修有防空洞或个人掩体。市区都安装了大喇叭广播，可以随时发布空袭警报。

　　遵照国内指示，使馆的女同志都撤回国内，留下男同志着手备战。所有门窗的玻璃上都贴上纸条，以防一旦被炸，玻璃碎片四处飞溅。各办公室都准备了蜡烛和火柴，应对夜间停电。每人都准备了一件棉大衣和手电筒，以备夜间防空使用。

八十年代的越南河内街景

　　1965年10月，中国援越部队开进越南，承担防空、修路、后勤等任务。援越部队为大使馆修建了4个钢筋水泥的防空洞，每个能承受敌机投下的700磅炸弹。

　　每当广播中通报敌机距河内50公里时，我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准备进防空洞，当广播中通报敌机距河内20公里时，便要立即跑向防空洞。有时未等进入防空洞，敌机便已飞到河内市区上空。这时你会听到敌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和越南防空部队高炮的吼叫声。遇有夜间空袭警报，大家照样秩序井然地跑向防空洞。

越战期间摄于大使馆院内，身后的两层楼曾遭美机轰炸。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使馆每晚都安排两名年轻人值班，任务是一旦有空袭警报，要立即关闭所有电灯，并叫醒没有躲进防空洞的同志。越南方面在和平省一个山脚下，为中国大使馆准备了一个疏散点，那里有全套与国内联系的通讯设备。使馆派两名工作人员坚持驻守，一旦河内的大使馆被炸毁，馆员便可立即转移到和平省的疏散基地继续工作。

　　美国清楚地知道，中国是支援越南的大后方，因此中国大使馆便成了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

被美军炸毁的河内房屋

　　1964年12月14日下午3时许，美国飞机多批轰炸河内市区，先后有4架在大使馆上空盘旋，其中两架于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了一枚空对地导弹，炸毁了大使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被摧毁近一半，门窗玻璃全部破碎，与大使馆一街之隔的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也大部被炸毁。

　　幸亏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同志都及时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经越南军事专家鉴定，美机发射的是“百舌鸟”导弹。

1952年12月胡志明主席（前右二）在主席府与驻越大使朱其文（前右一）、团长路金栋（前右三）合影。

　　当天下午6时15分，胡志明徒步来到中国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其文、政务参赞陈亮和武官陈皓陪同胡志明查看了被炸现场。当听说大使馆和新华分社人员没有受伤时，胡志明说：“那就好，那就好。”

　　之后，胡志明又询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确保大家的安全，大使馆有没有疏散计划等问题，朱其文一一做了回答。胡志明对在场的大使馆官员说：“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们将继续战斗。”

　　第二天，朱其文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和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罪行。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蓄意进行的严重挑衅行为”。

　　各级领导的关怀

　　对于大使馆的艰苦条件，各级领导都看在眼里。他们对馆员很关心，也在设法改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几件事：

半导体收音机

　　在计划经济时代，驻外使领馆人员的工资主要用人民币支付，只有很少的比例可以兑换成美元，并获准在香港购买一些衬衣、背心等生活用品。但驻越南、朝鲜、蒙古3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乘火车回国，便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其文设法从香港采购了一部分半导体收音机，作价分配给大使馆外交官。我刚刚到大使馆工作，还不是外交官，分配不到我的头上。晚饭后看见外交官们把收音机挎在肩上，潇洒地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新闻，很是羡慕。

使馆游泳池 始建于60 年代初，系时任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批准修建，长25米、宽15米，每年5到10 月都可以游泳。2010年，游泳池进行了翻新改造。

　　大约在1964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越南时，批准为大使馆修建一座游泳池。1965年我到大使馆工作时，游泳池已经建好。它长25米、宽15米，有一个跳板，四周还有荧光灯，很漂亮。按照越南的气温，每年5月到10月末都可以游泳。这就给大家提供了锻炼身体和休闲的好去处。

　　大使也不时把越南官员和外交使团的朋友请来游泳，成为很受欢迎的联谊活动。但游泳池没有自动循环设备。河内气温很高，放入一池新水，3天后水就变得浑浊，四五天后水面上便会漂浮一层绿藻，无法再下水游泳，因此每周星期六便要组织一批年轻人冲刷游泳池。

　　由于排水速度很慢，大约四五个小时才能把水排光。十几个年轻人便一边冲刷，一边玩耍、嬉戏，到中午才能收工。然后经过一天的晾晒，第二天晚上再注水。

2000年，越南驻华大使代表政府向符浩（左）授勋。

　　大使馆没有专职的理发员，一般都是由一位会理发的工勤人员给大家理发，工具也很简陋。20世纪70年代，符浩出任驻越南大使。他在国内是副外长，对馆员的生活很关心。在他亲自过问下，大使馆添置了一个先进的电动理发座椅。插上开关，椅子可以震动，起到按摩的作用，很是舒服。这是当时大使馆唯一的一件“洋玩意儿”。

　　翘首盼家信

　　在很长时间内，大使馆与国内的通讯设备落后，使馆的同志同国内家人联系十分困难。

　　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同广西方面商定，在凭祥开设了一个信箱，取名“广西凭祥南字信箱200号”。家人写信可以寄到这个信箱，使馆每周再派人乘越南的窄轨火车到凭祥取信。

　　80年代，我第二次到使馆工作时，正值中越关系处于困难时期，双方陆路、空中和海上交通全部中断，只能靠信使传递信件。信使每月从泰国曼谷来河内一次，一般停留两个晚上。

外交邮袋

　　每当信使来时，大家都集中到办公室门前等候。此时人们的心情颇为复杂，有的急于知道家人的病情是否已经好转，有的在盼望女朋友的答复，有的想了解孩子升学考试的结果。待信袋打开，人们便一拥而上。

　　有的年轻小伙子干脆把厚厚的一叠信抢到手里，站在高处大声叫着信封上面的名字，为大家分发。拿到信后，人们各自回到房间，慢慢品味来信的内容。如果哪个同志没收到信或看信后心情不好，大家都会关切地给他以安慰。

　　信使回国的前一天，人们都会埋头给家人写信，有时写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便把写好的信投入办公室门前的信箱，再由专人统一装进信使的专用信袋。家人的信息或托朋友办理的事情，一个月后才能得到回音。家人来信一定要在信使从北京出发前送到或寄到外交部信使队，如果赶不上这班信使，使馆的人们就只得翘首再等一个月。

　　新时期的中国大使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越关系遇到了困难。1991年11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领导人确定了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

　　几十年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相互信任进一步增强，一致同意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使馆院景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我国驻越大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一样，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善。

　　现在中国驻越大使馆的面貌已大为改观：办公楼改建后，设施更新了，每人都配备了电脑；所有宿舍都配备了空调、电冰箱、吸湿器；原来的游泳池都安装了先进的自动循环设备；篮球场外增建了漂亮的网球场；有了电视接收器，大家可以随时收看国内、香港和越南等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文化生活较以前丰富了许多；过去几个人同住一个集体宿舍的情况不复存在，各方面都按照较为超前的标准进行了改造。

　　根据工作区和生活区分开的原则，大部分馆员和家属都住在馆外越南的公寓楼内。随着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馆员随时可以给国内任何地方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甚至和家人视频通话。

　　20世纪60年代曾遭受美国飞机轰炸的电影厅，现在已重新加固装修，颇为大气。我国领导人到越南访问时，都会在使馆电影厅同大家见面或发表讲话。

　　半个世纪来，大使馆的干部队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50年建交时起，我国派出的驻越大使中，前几位都是老红军、老革命，如罗贵波大使，后来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副外长和山西省省长；何伟大使离任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和高教部长。

　　改革开放后，派出的大使基本上都是解放后进入外交部的大学生。总的来说，年龄也都越来越年轻。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外交官比其他国家同级外交官大约要年长10-15岁，如今已经和他们差不多了，甚至比有些国家的同级外交官还要年轻。

　　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老兵，回顾大使馆的今昔变迁和外交队伍的成长，既感慨，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