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将近，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又一个生日，为人民子弟兵高兴，为祖国骄傲。我也不免对中国安宁和安全的护卫者感到由衷的敬佩，还回忆起我的一次南昌和井冈山之行。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应该是1971年的冬季，我曾有机会作为翻译，随同时任外交部主管拉美事务的陶大钊处长（后来曾任我国驻哥伦比亚和巴西大使），与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一起，走访了“南昌起义”纪念地和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根据地，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根据历史记载，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一部分起义部队转战至江西的井冈山，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其后不久，由朱德同志领导的另一部分革命武装也到达井冈山，进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基地，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会师”，使得中国红军从此踏上胜利的道路。

　　于我而言，能够有机会就近认识南昌和井冈山，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极好机会，极大地成就了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成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难以忘怀的亮点。而且，其间发生的另一个细节，又让我感到特别的庆幸和无比的骄傲。

　　在那次访问中，我们进入井冈山的途中时，看到路旁的一幅巨型宣传画，题目是“毛林会师”，图像突出的是毛主席和林彪。在井冈山纪念馆里，同样也有这样一幅画，对此我们颇为不解。我向加西亚介绍了历史，他说他也知道那段历史。

　　于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会见时，加西亚向他直言此事，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宜将全世界都了解的“朱毛会师”改变为“毛林会师”。江西省的同志未置可否，也没有做任何解释。

　　回到北京后，陶大钊同志将此事写成“外事简报”，经由外交部领导签批后报送中央，由周恩来总理将之批呈毛主席参阅。毛主席随即批示说加西亚的意见是对的，“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师作正确解说”，予以肯定和赞扬，并指示将此内容形成中央文件，下发各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单位，要求更正。据说，各个方面在讨论中都对古巴外交官能够在那样的情势下直言不讳表示了赞许。

　　应该说，这样一件“外交事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知道应该如何尊重历史，对历史要有正确的解说。我对能够作为它的见证人，当然有理由感到高兴。

　　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强调，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我能够在“文装解放军”里摸爬滚打几十年，自然也对解放军的诞辰日感到由衷的亲切、高兴和骄傲，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件直接的关联。

（本文作者徐贻聪，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