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的人生轨迹就像U字型的线，两头灿烂辉煌，谷底又深又长。一整个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当代演绎。

　　好多人都知道，朱同志有过20年“右派”的经历。

　　在漫长的“谷底”时光里，他是如何面对的呢？

1970年代末，朱同志与同学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前

　　01

　　时间来到1957年，朱同志虚岁不过30岁。

　　如果说人生有四季，在这之前的十年间，对他来说都是春天。

　　那时，朱同志已经是国家计委机械局的副处长，还兼任部领导的秘书。国家计委在当年已有“小国务院”之称，是核心部门中的核心部门。

　　脑补一下，在建国初众多干部还是“大老粗”的情况下，这样一位年纪轻轻、清华毕业、能说会干的党员副处长，是何等耀眼。

　　工作上，他有机会列席国家计委主任主持的重要会议，还能参与诸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重大政策的制订；生活上，有了首都户口，结了婚，安了家，生了娃，团圆美满。

　　照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如无意外的话，他不仅不会感到“30岁焦虑”，还会迎来仕途上顺风顺水的发展。

朱同志在国家计委期间住过的宿舍楼

　　但是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

　　这一年的春天，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

　　“鸣放”这个词，换做今天的说法，约等于吐槽，让大家向政府或领导吐槽问题，提出意见，以帮助整治官僚主义等风气。

　　在部门的会上，朱同志在同事们的“鼓舞”下“鸣放”了三分钟。其中有句话说，“计委应由集体商量做决策，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

　　不久，随着政治风向陡变，朱同志这句话，成了“猖狂进攻”的罪证。

　　1958年1月，他正式被划为“右派”，几乎是一夕之间，从云端跌入谷底。

　　02

　　明眼人都知道朱同志是被冤枉的。他是被用来填了指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朱同志当年的同事说：“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在巨大的风暴中，有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有人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几乎同一时间，在吉林长春，作为一汽动力处书记的江同志，尽管也做了努力，但还是有一位姓戈的下属被划成了“右派”。

　　据《江同志在一汽岁月》，老同事说，这件事成了江同志的“一块心病、一个精神负担，心里时时感到自责”。

　　在调离一汽时，江同志本想送给戈同志一把吉他以作纪念，但对方心灰意冷，婉言谢绝了。

　　此后数十年，江同志都找机会做着“补偿”。直到1980年代官至上海市长时，还帮助戈同志买电视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右派”这顶帽子一戴，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冷眼、歧视、嘲讽等等都会纷至沓来。

　　朱同志的大学同学，法学家郭道晖先生说：

　　有一次，夫人劳安看朱同志在严寒中劳动，没有帽子戴，就用红毛线给他织了一顶。没想到有人斥责劳安说：“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你现在给他顶红帽子，是什么意思？”

　　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还有很多。

历史的印记

　　03

　　在重大变故面前，稍微脆弱一点，都有可能一蹶不振。而精神的崩溃，更是一个人全面垮台的开始。

　　朱同志在“戴帽”之后，让人佩服的点，是他的精神不仅没有崩，还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节。

　　他曾经少见的，讲述过自己“右派”时期的一段往事。

　　“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

　　尽管后来证实，这个油毡子只是从垃圾堆里捡的，但他还是陪儿子扔了回去。

　　这段是在2001年，他回母校清华演讲时，对师生校友讲的。

　　人在现实世界失意的时候，需要从精神世界中汲取力量。

　　朱同志认为，他的力量是从清华获得的。

　　在那次题为《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的演讲中，他提及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

　　所以说，教育为什么重要？

　　教的知识可以让人谋生存，教的信念可以让人活下去。

　　04

　　在不幸的遭遇里，朱同志也有两件事是幸运的。

　　第一件事，他没有被下放。

　　在当时，对“右派”有六种处理方式，从重到轻依次是：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

　　《父母爱情》里，姐夫老欧在成为“右派”后，就从衣冠楚楚的城市白领，被下放到海岛，当起了风吹雨打的渔夫，吃尽了苦头。

　　这应该就属于“监督劳动”一类，属于比较重的。

　　相比之下，朱同志被撤了职、降了级、开除了党籍，但还是留在国家计委的体制里，没有下放，被安排当了干部们的业务教员。

　　一个清华的工科生，正是施展才华的年纪，也只能去教教数理化。你说他没有心灰意冷过也不见得，如果有，恐怕时间也不长。

　　据老同志的回忆，朱同志积极教学，受到学员们的喜欢，还被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第二件事，他有一个好妻子。

　　政治运动是对人心的考验，更是对人性的考验。

　　那个年代，夫妻间主动或被动“划清界限”的人多得很呢，选择绑定在一起是需要勇气。而朱同志的妻子一直对他不离不弃，这在一个人陷入低谷时，是极重要的支撑。

朱同志和夫人婚照

　　后来，朱同志身居高位，无论外出视察还是出国访问，身边都常常可以看到劳安女士的身影。作为妻子来说，她是担得起这份荣耀的。

　　此处也告诉我们，找对伴侣的重要性。

　　05

　　优秀的政治家，除了要具备非凡的才能，还需要具备非凡的气场。

　　而一个人的气场，是被他的经历，甚至是被他的苦难塑造的。

　　如果朱同志有着平顺的一生，出了校门进衙门，他或许也成不了后来的朱同志。事实上，他自己也曾说：

　　我经过20多年的挫折，这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练，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

　　在漫长的时间里，朱同志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与其抱怨不如意的生活，还不如把它当成考验。

　　1970年，人到中年的他，来到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农场劳动，种小麦、种水稻和种棉花，放牛、放羊和放猪。

　　1975年，又被分配到廊坊附近的一个通信公司，带一支学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高压线和变电站。

　　这两段经历，他都自称“对我是极大的教育”。

　　在襄樊，让长期做工业计划的他，补上了农业这一课；在廊坊，让长期待在机关里的他，补上了基层这一课。

　　回过头来看，好像都在为日后入主紫光阁做准备。

　　命运的捉弄，反过来也是命运的馈赠。

　　06

　　2000年10月14日，朱同志作为总理访问日本。在日期间，他在东京广播公司（TBS）接受采访。

　　那次采访是中国领导人少有的，来到灯光打满，观众围坐的演播室接受采访。采访的开头，朱同志幽默地说，我的脸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我今天尽量保持微笑。

TBS采访现场

　　西方的媒体总是这样，相较于严肃的外交话题，他们总是对领导人的个人经历更感兴趣。

　　一个年轻的日本观众，提问说，总理讲到自己的脸可怕，过去是否有吃过亏的地方？

　　在特写的镜头前，朱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只给出了一句简单但深沉的答案：

　　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如同这次的采访一样，在很多次被问到当年的经历时，他都一笔带过。

　　我更觉得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也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亲自撰写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向大家讲述自己的历史。

　　因此能知道的故事是有限的，细节也是缺失的。

　　不过，从他30岁跌入谷底，60岁才登上高峰的经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人这一辈子长得很，很多机会，都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