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外交官乃至卸任，从第一次与外国人交往到第一次作为大使和外交部长与国内外民众交流，这些时期的公共外交经历和回忆都明证着：只要记住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公共外交就能学好做好，大有可为。

　　外交为民是执政为民的一部分，公共外交是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公共外交是面向公众、由公众参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外交工作。搞公共外交的人说话做事可能不需要像外交官那样有明确的授权、具体的目标，但也要像好的外交官那样说话实在易懂，做事通情达理。随着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趋势不断发展，每个公民都可能在自觉、不自觉地做公共外交。这方面我有许多美好的记忆。

　　学生时代的对外交往

　　第一次与外国人通信

　　那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正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读书。一位加纳大学生给北大学生会来信，希望和中国学生建立联系，系里就嘱我回信。一来二往，我们便成了朋友，实乃国际笔友。

加纳风光

　　他在信中叙述了加纳的美丽风光、独立之后的民族振奋等，我则向他介绍北大的爱国传统，以及我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考上大学的幸运等。许多年以后，我担任外交部长助理，还和加纳同行谈起此事，我也对曾任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老部长讲过早年的这一国际信件来往。他们都认为，这种交往为增进中非、中加人民友谊做了一点好事。

　　第一次见外国记者

　　我的第一次见记者，并不是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而是1960年在未名湖畔散步时的一次偶然相遇。一名法国记者，在北大结束正式采访后想随便找个学生聊聊。他说，只占你一分钟，不耽误你学习：你怎么看待原子弹问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爆炸时的火球。（资料照片）

　　这是我平生接受的第一次采访。当时我还是很关注时事新闻的，天天在学校为学生设的报栏里读《人民日报》，也关心这类问题。一被问到，也就脱口而出：我对原子弹问题第一是反对随便使用，第二是决不害怕。我当时专业课的老师是建国初期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周珊凤先生。她听说了此事，表扬我答得不错。

　　第一次向外国老师学习

　　我在北大学习时的第一位美国老师有一个中美合璧的名字，叫叶马茜。她的丈夫是中国著名冶金专家、前全国人大常委，姓叶。

　　她上课要求极严，教读英文“三”和“谢谢”这些词时，要求我们一定把舌头放在上下牙齿之间，再轻轻拉回。有人“偷工减料”一定会被她发现纠正。

　　这些情景50年后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平时课后每隔一个晚上，她都会骑一辆很旧的自行车从中科院宿舍楼出发，到我班男生宿舍辅导。当时每个宿舍住7个男生，如用现在的标准，空气质量是很差的。

1961年的北京大学

　　叶老师从不嫌弃，她真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除了教英文，她还教做人，如叮嘱我们见了女士不问年龄，见了男士不问工资，用别人家的厕所要先征得同意并表示感谢。

　　叶老师的丈夫去世后，她退休回到美国老家，而她的子女仍然在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一个儿子留在中国工作，一个女儿则在美国一所大学讲授鲁迅研究。我在联合国和美国工作期间，常找机会看望她，在做一些演讲时，叶老师的事迹也常被我当做中美友好佳话来谈，总会赢得掌声。

　　走出国门

　　第一次出国

　　研究生毕业前一年，我被文化部借去，给一个民间代表团做翻译，这便有了我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当时，我先后到了苏联、瑞士、英国、东德和西德。代表团团长是一位山东老乡，《大众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姜信之。

60年代 德国街景

　　我除了给团长做翻译、定餐、送洗衣服、付小费等，还抽空询问瑞士朋友为什么他们收入那么高，还那么节俭；向英国朋友询问他们对我的文学偶像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的看法；向德国朋友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贝多芬、莱辛和海涅等的成就。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一直是一股力量。后来我作为外长访问德国汉堡时，当地一个老人合唱团用中文清唱中国国歌欢迎我，我极为感动，给他们讲了当年首次访德的收获和中方支持德国统一的立场。他们也很感动，说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中德人民有一千、一万条理由做朋友。

　　第一次做新闻官和签证官

　　1970年-1977年，我担任了驻肯尼亚大使馆职员、随员。严格地说，我当时还不是外交官，但根据安排，我第一次做了新闻和签证官。做新闻官最忙的事，是天天给肯尼亚的中小学生回信和寄送《中国建设》等英文杂志。有的孩子曾回信说他们更喜欢中国了。

　　当时中肯人员往来不多，做签证官并不忙。我只记得给应邀访华的肯尼亚乒乓球队和长跑运动员发签证。时间一久，在肯尼亚体育界，上至奥委会主席下至普通运动员（都是业余的），我交了好多朋友。

肯尼亚 运动精神

　　后来肯尼亚奥委会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而我也从中国体育界得到了“奖赏”：我曾得到1959年首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王传耀的球拍，另外，我还得到上海乒乓球队教练王传琪以及邓亚萍、王楠、张怡宁等高手的指导，可惜我学得不怎么样。因为“文革”影响，中肯外交关系曾一度降为代办级，但应当说中肯体育交流为两国关系较快恢复到大使级还是发挥了不少作用。

　　第一次获得外国文学奖

　　和新闻相近的学科可能是文学。我学中文的梦想未能成真，只好业余写些短文短诗，其中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中外朋友译成英、日、吉尔吉斯和西班牙文等，出乎我意料的是以西班牙文为国语的智利给我颁发了智利总统聂鲁达文学奖。我读过聂鲁达的作品，参观过他的故居，知道他是中国大诗人艾青的朋友，而艾和聂都是公共外交大手笔之人。

李肇星 中国外交部前部长

　　我年轻时成绩最差的功课之一是美术，只喜欢读艺术史，虽不甚懂，但我十分尊重艺术家。记得我首次率一个画家团出访，代表团同老挝、柬埔寨等国的画家们友好交流，并向当地的美术学校捐赠教学用品，为睦邻关系做实事。其实，艺术和体育一样，都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也可以为我国外交事业做一些重要的贡献。公共外交应当用好人文各领域的交往渠道。

　　在外交舞台上

　　第一次做外交官

　　根据胡锦涛主席2010年1月1日签署生效的《驻外外交人员法》，最初级的外交官需年满23岁。时代不同，我被提拔到最初级外交官随员时已年满33岁，与我同时被提拔的还有张志明等三四位同龄同学。不少老同志说，他们提拔得这么快，可不要骄傲啊。

　　馆领导叮嘱我，拿了红皮护照（外交护照）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我理解，这是要我牢记自己是祖国和人民的儿子，永不忘自己在农村和部队的老乡亲、老战友，不忘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不沾染嫌贫爱富的毛病。

　　做公共外交，尤其要注意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以礼相待。在非洲工作的九年里，我在当地机场、车站、商店的朋友可能比在北京还多。“文革前期”，我在广东汕头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得的汗瘢，就是东非一位售货员小伙子给治好的。

肯尼亚风光

　　我比较注意学习非洲人民的优点。肯尼亚领导人强调，不管哪个部族，都属于一个祖国，都有共同的黑色皮肤，“黑色是美丽的”；肯尼亚老百姓则强调不管哪省人都要有“哈论比”（“一起干”）精神。这些精神我始终牢记于心，也经常与外界共享。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一位前肯尼亚高官向我祝贺，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就赢得金牌第一，太厉害了。我答，谢谢，但中国13亿人才拿了51枚金牌，约2500多万人一枚；肯尼亚人口约3980多万，拿了5金，平均700多万人一枚，你们才叫厉害；另外，今晚男子马拉松得主是肯尼亚选手，我个人很喜欢刘翔和姚明，但跑42.195公里至少比110米跨栏和打篮球更辛苦……说着，我们俩老头儿紧紧相拥。

　　公共外交和做人一样，谦虚很要紧，谦虚的实质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第一次做发言人

　　老领导钱其琛前副总理1982年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对记者发表谈话，我是翻译。想不到三年后，我在他的领导下也成了外交部发言人。我边学边干。

　　我体会，发言一定像我的老师季羡林所教导的，“假话决不能说；真话不能全说，全说也说不完。”发言宜简洁易懂，不能像有的报纸那样越办越厚，而不问读者多少。我同记者交流较有意思的是最“土里土气”的那次。

李肇星 中国外交部前部长

　　记者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我答，1960年和1961年，我在北大常常吃不饱，不少中国老百姓更有这个问题。西方政客和记者那两年干什么好事了？现在中国人基本上吃饱了，你们倒来说三道四，这是不是有些不诚恳？你们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也有类似毛病，为什么不像中国那样为那里的老百姓送点吃的、用的，而只说假、大、空话呢？难道从未听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名言吗？那位记者无言以对，后来一直对我很友好。

　　我一般不把记者的问题分为友好的、刁钻的等等。提问是记者的工作，如何答是发言人的事。记者向我们发问至少是对我们比较重视的表现。公共外交应尽量通过媒体，向广大民众提供真实的信息和观点。

　　第一次以大使身份面向公众

　　大使是国家和国家元首在驻在国的代表，任务光荣艰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那么注重联系群众、以人为本，大使也应多在驻在国为祖国的和平发展广交朋友。

与美国时任国务卿 鲍威尔

　　我在联合国和美国担任中国常驻代表和中国大使的六年里，曾经应邀到各地演讲。有一次，我在俄亥俄州一所大学演讲时，有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学生家长提问：“按照大使先生所说，中国热爱和平，可为什么派军队进驻西藏呢？”

　　我答：“尊敬的女士，在你的家乡被纳入美国版图600多年前，西藏不仅在文化而且在行政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西藏是中国的，就像你的胳膊是你的一部分一样，还需要派兵进驻吗？”老太太笑了，说：“对不起，我是从电视上看到那种说法的，谢谢大使告诉我历史真相。”

　　公共外交需要时间和耐心。争取民生要润物有声、有情，多让事实说话。

　　第一次参加外交部开放日活动

　　外交不只是外交官的外交，也是全国人民的外交。外交并不神秘。我任外长时，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刘建超等建议举办外交部开放日活动，我和其他部领导都支持，并且还参加了第一次开放日活动。

外交部开放日，与参观者亲切交谈。

　　随着开放日活动的不断改进，各地各行业来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不少同志说这个活动让他们认识到每个公民在国际上都像是祖国的一张名片，做好本职工作就是直接或间接参加和支持祖国的外交事业。一位大学生说，这种活动使他增强了自己的责任心。这更深切地表明，官方外交的成功离不开民众和民意的支持。

　　快乐回忆的闸门一打开，话就啰嗦。此时此刻，我脑海中涌现出新中国六十周年庆祝会场天安门广场上鲜花组成的“人民万岁”四个大字。这是多么朴素而辉煌的真理。

　　我又想起，新中国第二任外长陈毅元帅的一首绝句：火星有人类？月球有人类？地球有人类，地球最可贵。只要记住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公共外交就能学好做好，大有可为。

　　作者：李肇星（中国外交部前部长）